教来束缚学生，同时，教师对学生中萌发的新思想也不理解，常发生对立情绪。
一九零二年十一月五日，公学五班上课时，文科教习郭镇瀛发现师座上有一只洗净的墨水瓶，认为这是学生有意捉弄他，便严辞追查。五班学生均回答：“不知。”郭就恐吓坐在前排的学生贝蝇伯、伍石卿，限他们三日内告发，否则加罪。经威胁，五班有一学生诬告此瓶是伍正钧所放。十三日，校方应郭教习的要求，公告开除无辜学生伍正钧，从而引起了五班学生的反对。经过与校长申辩、力争，仍然没有变化，全班学生随即决定集体退学以示抗议，临行前，他们分头去各个班级告别，说明原因，表示反对这种专制压迫，这一行动得到了全校学生的同情。校长汪风藻知道后，不问情由，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学生。全校学生大哗，引起强烈公愤。学生们当即自行推出代表，请求校方收回成命。校长不允，同时大发脾气，并决定“以此示做”。在此情况下，更加引起了学生的反抗，全校学生经议论，决定全体退学来表示抗议，明确提出反对对学生采用专制武断手段。
至此，校方感到十分为难，请出了受学生尊敬的特班班主任蔡元培先生来调解。经蔡先生的耐心说服，学生方同意暂缓行动。蔡元培当晚前去拜见公学督办盛宣怀，而盛却以“别有要事”辞而不见。几经交涉，至十六日晨，仍无成效。全体学生决定打好行装，集体在大操场，等候最后的答复。上午十时左右，不见回音。于是，全校学生以班级为序，高呼“祖国万岁”的口号，秩序井然地走出了南洋公学。素有m;主思想的蔡元培先生也愤而辞职，跟随学生——起离校。蔡先生把学生带到“中国教育会”，请求帮助。在教育会负责人章炳麟等的支持下，当即成立了“爱国学社”，使退学学生得以继续学习。
熊铭杨自然是也参加了退学。然后随着蔡元培和一大批同学回了上海，加入了震旦大学。
“马先生，哦，学校是怎么说的？”陈克关切的问。
“学校方面只是把大家劝开了，打架的给带去教务室。暂时没有别的消息。我这就赶紧过来通知陈先生。”慕容鹉焦急地说道。
“多谢了。既然闹成这样，我知道了就不能当不知道。我现在和你一起去学校。”陈克无奈的答道。
“如此最好。”慕容鹉高兴得说道，“陈先生，您还是当众来一次讲演吧。学校里面对您在意的人很多，您要是当众讲演的话，肯定能挽回不少学生。”
你们这是要我当众鼓动造反么？陈克心想。但是这个年头呢，当众鼓动要造反，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情。更不用说马相伯的学校了。
收拾了一下东西，陈克带了慕容鹉和谢明弦一起前往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