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看来，官场风气败坏已极，随波逐流，断难成功。在给翰林院同事龙启瑞
信中，他
”(25)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办案不走正常司法程序，规定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捆送土匪流氓到他这里来，不必经过过去那些层层手续。“斩刈唯恐不速，尚何牵拘文义之有？”(26)“
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27)他办案不尊重行政程序，总是径自决定，从速处理，以免有人来说情纠缠：“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有次，他甚至直接从湖南首县善化县衙提走人犯。事后他在给朋友信中得意地说：
昨城内捆献土匪，本交善化县。敝处闻信即提来，已立枭二人矣。(28)
这就惹恼
通省文官。案子就是钱，不是现钱也是天大人情。你把抓捕、审判、监禁、处决权通通收归自己所有，别人还有什
活路？
曾国藩视湖南通省*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别把
们踩得这样狠，反衬得这样无能？你半年里办事，超过湖南几十年工作成绩，这样干法，别人面子往哪里摆？
咸丰皇帝任命“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人。从咸丰二年（1852）十月至三年二月，他口气任命十个省共四十三位退休或者丁忧在家前*员为团练大臣。
绝大多数团练大臣行事都很明智。他们做法有三类。洁身自好者深知自己不受地方*员欢迎，他们接到命令后，在省城找间空办公室，挂块牌子敷衍两天，最后像大多数绅士那样，给团练捐些钱事。
精于打小算盘者则视皇帝圣旨为假公济私好机会。他们在地方上果真办起支小小民兵，不过主要目是保卫自己庄园不受土匪抢劫。旦太平军大股部队到来，则立刻“逃遁”或“托病藏匿”。
胃口更大者则把这个差事当成中饱私囊绝佳机会。他们扯着皇帝幌子，以筹款练兵为借口，大肆敲诈地方富户，“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苛派民间银钱，或于官设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或于官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29)。
只有曾国藩个人，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为国家分忧。这就触犯官场潜规则。
曾国藩混迹官场多年，当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辈。他自己说：“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他悍然不顾，意孤行，自有他道理：“只以时事孔艰，苟利于国，或益于民，即不惜攘臂为之，冀以补疮痍之万，而扶正气于将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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