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大为意外。想不到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起码此举可称为君子之行。所以后来他在信中曾赞叹道：“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监督吴道。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
后来曾国藩又看到，西洋各国协助中国管理税关，廉明有效，收到
税款居然比清朝收到多两倍甚至三倍：“即令沪、镇、浔、汉凡有领事官之处，皆
国令管关者，
体稽查，体呈验，正税，子税，较厘金之科则业已倍之三之，在彼固自谓仁至义尽矣。”(15)
这些事情，让曾国藩认识到，这些洋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没有文化根基蛮夷。他们有自己独特信仰、文化系统和做事原则。
从此曾国藩对西方国家态度发生
重大转变。“英法两国，素重信义”“米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者素称恭顺”(16)等语言后来居然出现在曾国藩文件当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湘淮军和西方人直接合作，镇压太平天国。通过与戈登、赫德等人直接交往，曾国藩发现这些洋鬼子虽然毛发浓重、相貌怪异，但是为人举止并不粗野，也有其原则和风度。比如戈登治军居然能做到公正严明，为鼓舞士气，行军时走在队伍前面，除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
特别是在拿下苏州后，戈登因为李鸿章违背诺言杀害投降太平军首领而大为愤怒，据说盛怒戈登拎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名誉。后来戈登又拒绝接受朝廷万两白银赏金，“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情况，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东西”。这件事让曾国藩对外国人行事风格有更深解。
2．师夷长技以制夷
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对外观念和思路发生巨大转变。
首先，他认识到，洋人到来标志着历史进入个新阶段，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而是天或者说造物安排。他说，“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手足所能补救”(17)。这意思其实也就如李鸿章所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曾国藩还不知道“全球化”这个词，但是他已经知道这些洋人不可能如同历史上那些蛮夷样被消灭或者驱逐，因此不能指望单纯以战争解决问题。后来在天津教案中，李兴锐等建议调鲍超等名将，不惜与西方列强拼。曾国藩却说：“各国不可猝灭，诸将不可常恃。且谓夷非匈奴、金、辽比，天下后世必另有段论断。将来有能制此敌者，然必内外心，困心衡虑，未可轻率开衅也。”(18)
既然如此，那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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