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文件夹，她开始读第一页的内容：“《水基假设分析和预期进化模型的重校》。”她抬头看着我说，“这篇论文是你写的，对吗？”
“抱歉，你是怎么知道——”
“要我说，虽然标题无聊，但是内容精彩。”
我把手提箱放在桌上。“你听我说，写那篇论文时，我状态不佳，
“他们？他们是谁？”
“联合国的每个成员国。”
“等等，什么？怎么就——”
“无记名投票一致同意，说来话长。我想跟你谈谈你的论文。”
“无记名投票？算了。”我摇摇头，“我写论文的日子都过去了，搞学术不适合我。”
“周末记得用你的沙包兑换玩具或其他奖品！”我对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说。
教室很快变得空空荡荡，仅有走廊里孩子的声音表明他们还在这里。我从桌上收起他们的作业，装进我的手提箱。第六课结束了。
我要去教师休息室喝杯咖啡，或许可以批改几篇文章再回家，能避开停车场干什么都行。一群直升机妈妈[5]空降学校停车场，来接她们的孩子。假如她们看见我，一定不是瞎抱怨就是提意见。我不能怪她们爱孩子，我们也确实需要更多家长参与孩子的教育，但凡事要有个度。
“瑞恩·格雷斯？”一个女人说。
因为没听见她进来，我被吓得抬起了头。
里赢得这个沙包！小心假设，艾比。”
她气呼呼地端起双臂。
“谁能告诉我地球的半径？”
特朗举起手。“3900——”
“特朗！”克里斯蒂娜说，“答案是特朗。”
“你是一名老师，所以你还在学术界。”
“也对，”我说，“可你明白我指的学术界，包括科学家、同行评审——”
“还有把你赶出大学的家伙？”她竖起一边的眉毛，“以及砍掉你所有科研资金、害你再也不能发表论文的混蛋？”
“对，也算在内。”
她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文件夹。
她看上去四十多岁，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拎着公文包。
“嗯，是我，”我说，“有什么事吗？”
“我需要你的帮助。”她说话有点欧洲口音，我还辨别不出来，“我叫伊娃·斯特拉特，隶属于佩特洛娃工作组。”
“什么？”
“佩特洛娃工作组，这是一个应对佩特洛娃线问题的国际组织，他们赋予我一定的权力来开展工作。”
特朗怔住了。
“什么？”我问。
艾比扬扬自得地说：“你问谁能告诉你地球的半径，特朗能告诉你。我答对了。”
我被一个13岁的孩子给绕进去，这可不是头一次。我把一个沙包扔在她桌上，这时铃声响了。
孩子们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收拾他们的课本和书包。艾比因为胜利而激动得脸红，所以比别人收拾得慢了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