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不是**主义者、无z.府主义者，即是尽情享乐主义者：其中有些作家在形式上还深受二十世纪早期大师的影响，但在精神上、思想上，已同他们分道扬镳。叶芝、艾略特、乔伊斯、劳伦斯、福克纳（以英美大师为例)，在前进青年看来，都是十足的顽固分子，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文明的支持人，不管他们之中有人对某些教条抱否定的态度（请参看CleanthBrooks,TheHiddenGod,1963，此书讨论海明威、福克纳、叶艺、艾略特、沃伦（RobertPennWarren)五人)。而目前青年所向往的新社会，却是解脱基督教束缚后的一种社会：把马克思、弗洛伊德思想杂糅成一种新思想体系的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深受他们爱戴不是没有道理的。
白先勇这一代作家，深感到上一辈青年叫嚣蠢动促进**党势力在大陆……是不可能受这种乌托邦式新社会思想的诱惑的。他们对祖国的热爱（虽然他们不爱写反共八股)，养成他们一种尊重传统、保守的气质，同时他们在表达现实方面，力创新境，二十世纪早期大师所试用的技巧，可以运用的尽情运用，不管报章的非议，和一般懒惰读者的不耐烦。他们这种一方面求真，一方面把自己看作中国固有文化的继承人、发扬人的态度一贯着二十世纪文艺的真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年轻一辈西方作家中反而不易见到。
在《谪仙记》、《游园惊梦》两本短篇集子里，白先勇所重印的早期小说只有四篇：《我们看菊花去》、《玉卿嫂》、《寂寞的十七岁》、《那晚的月光》，余者都是到美国后才写的。后期的作品无疑较早期的成熟。作者西洋小说研读得多了，阅历广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更深入了，尤其从《永远的尹雪艳》到《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那七篇总名《台北人》的小说，篇篇结构精致，文字洗练，人物生动，观察深入，奠定了白先勇今日众口交誉的地位。在这些小说，和好多篇以纽约市为背景的小说里，作者以客观小说家的身份，刻画些与他本人面目迥异的人物。他交代他们的身世，记载他们到台湾或美国住定后的一些生活片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二十年来大陆沦陷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g,m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艾略特曾说过，一个现代诗人，过了二十五岁，如想继续写诗，非有一种“历史感”（Thehistoricalsense)不可，白先勇也是在二十五岁前后（到美国以后)，被一种“历史感”所占有，一变早期比较注重个人好恶、偏爱刻画精神面貌上和作者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