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事情自会好起来的!‘自会好起来的,’倒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他想。“我要再说说它。”
“马特维!”他叫。“你和玛丽亚在休息室里替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把一切收拾好,”他在马特维进来时对他说。
“是,老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上皮大衣,走上台阶。
“您不回来吃饭吗?”马特维一面说,一面送他出去。
她,流露在她脸上的怨恨神情使他着慌和惊骇了。他不懂得他的怜悯是怎样激怒了她。她看出来他心里怜悯她,却并不爱她。“不,她恨我。她不会饶恕我了,”他想。
“这真是可怕呀!可怕呀!”他说。
这时隔壁房里一个小孩哭起来了,大概是跌了跤;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静听着,她的脸色突然变得柔和了。
她稍微定了定神,好像她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要做什么似的,随后她迅速地立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哦,她爱我的小孩,”他想,注意到小孩哭的时候她脸色的变化,“我的小孩:那么她怎么可能恨我呢?”
“说不定。这是给家用的,”他说,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来。“够了吧。”
“够不够,我们总得应付过去,”马特维说,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退回台阶上了。
同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哄好了小孩,而且由马车声知道他已经走了,就又回到寝室。这是她逃避烦累家务事的唯一的避难所,她一出寝室,烦累的家务事就包围住她。就是现在,她在育儿室的短短时间里,英国家庭女教师和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问了她几个不能延搁、而又只有她才能够回答的问题:“小孩们出去散步穿什么衣裳?他们要不要喝牛奶?要不要找一
“多莉,再说一句话,”他一边说,一边跟在她后面。
“假使您跟着我,我就要叫仆人和孩子们!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无赖!我今天就要走了,您可以跟您的情妇住在这里呀!”
她走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揩揩脸,迈着轻轻的脚步走出房间。“马特维说事情自会好起来的;但是怎样?我看毫无办法。唉,唉,多可怕呀!而且她多么粗野地叫喊着,”他自言自语,想起来她的喊叫和“无赖”、“情妇”这两个字眼。“说不定女仆们都听到了!粗野得可怕呀!可怕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个人站了一会,揩了揩眼睛,叹了口气,挺起胸膛,走出房间。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室里给钟上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起他曾跟这个严守时刻的、秃头的钟表匠开过一次玩笑,说“这德国人给自己上足了一辈子的发条来给钟上发条”。他微笑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是爱说笑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