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轻
翻译——后来
再也没见过他和您在
起——举起
双手，失望地冷笑起来。这个国家已经变。马科斯先生，以前可不是人人都这样。
有时到晚上，在小屋里，个人躺在黑暗中，就能看见大房里亮堂堂灯光。看着您和您朋友们——特别是那位勇敢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小姐，对她宽广胸怀抱有无限尊敬——在游廊上，在院子里，吃着盘子里食物，吸着香烟，喝着您酒。还能听到音乐，偶尔有爵士，让想起妮拉。
她现在死，这知道。阿姆拉小姐告诉。曾经和她谈起过瓦赫达提夫妇，也曾和她说过妮拉是个诗人。她在电脑上发现份法语杂志，里面有部文集，在网上发表，收入他们过去四十年最好
候搬上把椅子，到花园里干坐着，无所事事。跟苏莱曼可不样：习惯不孤独。
后来，2002年天，您摇响大门门铃。
当时，北方联盟已经赶跑塔利班，美国人也进入阿富汗。几千名救援人员从世界各地涌入喀布尔，建立医院和学校，修复道路和灌渠，带来食物、住所和工作。
陪您来那位翻译是个年轻阿富汗当地人，穿件亮紫色夹克衫，戴着太阳镜。他问谁是房子主人。告诉翻译就是。当时您二位飞快地交换下眼色。他傻笑起来，对说：“不，卡卡，说是主人。”请您和他进屋喝茶。
喝是绿茶，就在残余游廊上，谈话用是波斯语。不过您知道，马科斯先生，这七年来，多亏您指导和厚爱，也学些英语。您通过翻译告诉，您来自蒂诺斯，那是希腊个岛。您是外科医生，属于个医疗队，到喀布尔来，是为给那些面部受伤儿童做手术。您说，您和您同事需要个住所，这阵子你们管它叫“宿舍”。
您问打算收多少房租。
说：“不收。”
还记得，那个穿紫夹克年轻人翻译完以后，您那副惊讶样子。您又问遍，也许是以为没听懂。
翻译欠欠身，坐到椅子边上，凑近。他用种推心置腹腔调和讲话。他问是不是老糊涂，明不明白您医疗队愿意付钱，对喀布尔现在房租涨到什
程度，有没有概念？他说就坐在金子上。
对他说，和长者讲话时候要摘下太阳镜。然后告诉他，该干吗就干吗，老老实实地翻译，用不着提建议，接着转向您，说出理由，有许多理由，而这个并不涉及私密。“您告别您国家，”说，“您朋友，您家庭，来到这儿，这个被真主抛弃城市，来帮助家乡，同胞。怎能从您身上获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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