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很无厘头场景。
毕飞宇我要说的不是打架，我要说的是另外的一件事。两个小伙子被人拉开来之后，船舱里的人们开始讨论了，讨论的中心是：挨打的小伙子到底该不该穿喇叭裤？――然而，没有人涉及他该不该挨打。
张莉：这个故事有隐喻气息。
毕飞宇一个人不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人，这就是普世价值，该不该穿喇叭裤，这里头也许有价值问题，但显然，它不涉及普世价值。这个故事非常清晰地表明了一件事我们时常把普世价值丢在一边，然后，叽叽喳喳，没完没了。
前些日子我正好读到过一篇文章，意思很简单，很明确，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普世价值，――说什么好呢。在今天，我特别想说，对普世价值视而不见，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其实，视而不见这个说法还是轻佻了，我个人的体会是，我们在刻意回避
就喜欢在不安全的时候喊几声，这喊声有人听见了，我们将是一个活法，没人听见，我们将是另一个活法。
张莉：小说写得精妙，它有“以轻写重”的美学特点：王爱贫和王爱国都有自己的一个宇宙系统，坚信这个系统是以王家庄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你将王家庄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象。
毕飞宇地球上的“王家庄”是闭塞的，这是一个没有红牌和黄牌的世界。自己当运动员，自己做裁判，这也许就叫中国特色吧。有时候，我们的主人意识真是太强大了，我们会梗着脖子反问：是我在踢球，凭什么让你来做裁判7凭什么呀7际一定要来做裁判，好，我不高兴，说不。
张莉：说到中国特色，我想到一直以来关于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的讨论，写作者恐怕也得面对这个问题。
毕飞宇我们一直生活在“核心价值”里头，而不是普世价值。远的不说，大半个世纪之内，我们的作家其实是在指定的核心价值下面思考生活和写作的，这是中国文学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特色。
问题是，普世价值和我们的核心价值是分离的，甚至是矛盾的，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
张莉：这种分离在今天更需要被重新认知和反省。
毕飞宇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在你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讲过了，今天讲给你听。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那时候中国的大地上刚刚时兴喇叭裤。喇叭裤，你知道的吧？
张莉：当然。
毕飞宇知道就好办了。有一天，在一条船上，一个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上船了，另一个没穿喇叭裤的小伙子就和穿着喇叭裤的小伙子对视。突然，没穿喇叭裤的小伙子站起来了，抽了穿喇叭裤的小伙子一大嘴巴。穿喇叭裤的小伙子问：“为什么打我？”打人的小伙子说：“老子就是看不惯你的裤子。”打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