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那是2001年11月的事，离多哈会议。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不远了，那时候我们都在讨论中国要不要加入WTO，知识分子当中反对的人很多。我是支持的。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独立于世界的外面，我们的游戏不能游离于大的游戏规则之外。我是喜欢踢足球的，在球场上，你粗,bao、你犯规，这些都不要紧，但是，得有黄牌和红牌。我没有能力论述中国为什么要加入到世界里去，可我有能力把闭塞的世界描绘给你看。――我们是弱者，弱者
以写得更好，可是，――可是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永远没有事后的诸葛亮。除了遗憾，我还能说什么？
张莉：《推拿》一出版就被誉为2008年度小说的重要收获，获得了很多奖项，不久前繁体版获得了台湾《中国时报》的09年度图书奖，这表明它触动了我们整个社会的神经。但是，也有读者问，《推拿》中的盲人怎么这么像正常人，他们哪儿跟我们不同？你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吗？
毕飞宇我当然听到过，这不是我的遗憾，我很高兴《推拿》的写作提升了我自己。
张莉：有时候，读者还是有“阅读定势”的。
毕飞宇阅读有它的传统与惯性，真的是这样。说起盲人，读者们往往也有一种预设，噢，这小说是关于盲人的，盲人么，《推拿》就应当小说“如此这般”。果真是如此这般么？往往不是的。作家的创造时常有两种相反的向度，一，给出一个“新世界”；二，还原一种常识。有时候，还原一种常识比给出一种“新世界”更有价值。更具魅力。艺术的困境和光荣就在于，有时候，它创造了“新世界”，有时候，它勇敢地站在了“新世界”的对立面，义无反顾地和常识站在了一起。
对普世价值视而不见，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张莉：能不能这样说，尊严感一直是你写作的目标？
毕飞宇：我一直渴望自己能够写出一些庄严的东西，庄严，同时还宏大。庄严而又宏大的东西一定是充满尊严感的，但是，在这里我要把宏大这个东西单列出来作一番解释，我所认定的宏大从来不是时间上的大跨度，也不是空间上的大跨度，甚至不是复杂而又错综的人物关系；我所认定的宏大是内心的纵横，开阖，是精神上的渴求，它是不及物的，却雄伟壮丽，它是巍峨的史诗般的，令人荡气回肠。很遗憾，我的写作至今都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在这里我还要做一点小小的补充，我是被“彻底的唯物主义”喂大的孩子，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做一个唯心主义的艺术家。
张莉：刚才你说很多小说都是你对社会的发言，我想到《地球上的王家庄》。据说这小说是急就章，有感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