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的大权则仍将在陛下之手。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闹出这一番纷乱。”
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契丹（后来称辽）、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遂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番邦虽然承认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每年付出的财帛要由十万到二十五万缕。这自然使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泄沓！z.府经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款项。我相信藉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君心的要点，因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数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可是，我们不必怀疑力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
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这次争论就总括了双方基本的歧见。这时国库已到真正空虚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免去赐与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给皇家节省一笔钱。这件事引起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反驳他说：“你之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z.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z.府罢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马光的说法，于是在随后一两个月内把新政暂行搁置。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z.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z.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