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了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它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的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一个活人,只不过他们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了些什么,当初他投稿给杂志社的时候难道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吗?这是后来一些学者争论的细节问题,我们先且别管,还是回到1961年情人节那场“逮捕”事件的现场,看看格罗斯曼事后的反应。他直接写了一封信给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命的书?”
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苏共意识形态大总管,人称“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MikhailSuslov)亲自接见了他。以外表斯文谦逊、彬彬有礼而著称,但又深沉冷峻的苏斯洛夫这样子对格罗斯曼说:“我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我读了对它的评论和报告。……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加入到敌人对准我们的核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呢?……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机会。”
一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一本小说的命运了。在上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让一本书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受到许多关注,读者通常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的真相,同时间接确认了自己的幸运与幸福(好在我没活在那一边)。只不过禁书太多,能从“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侥幸逃到另一边去的书也不少,其中只有几个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最高声誉。例如《日瓦格医生》与《古拉格群岛》,它们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最后被迫拒绝领奖)。
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这类小说的生命。冷战结束,它们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历史见证的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丝倦怠的神情,觉得那是本过时的书与一个过时的人。《日瓦格医生》更是可悲,因为后来的文档证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有些关系,被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形态争战的兵器,于是无奈沾染上一层政治污迹。
至于苏联这边就更不必提了,禁书自然是没人看得见的书(审查*员例外,他们大概是那个体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