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最多见识最广的人)。苏联解体前后,虽然它们也曾火热过一阵,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宫,因为“向钱看”的新一代实在没有太大兴趣去务虚地回顾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还没听过的书。所以曾经遭禁的文学,便和它们命运的对立面─那些得到最高当局赞赏,赢了“斯大林奖”的作品,奇诡地共同进入历史,都没有人要看了。事后,无论是在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苏联文学仿佛都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对俄罗斯以外的一般文学读者而言,俄语文学好像只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少数诗人之外,整个苏联似乎没剩下几个值得重读的作者。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情况特别奇怪,因为俄语曾是我们的主要外语之一,沙俄和苏联文学更曾是社会上的主要读物;可今天,它却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书架顶层的蒙尘典籍,“小时代”的大时代遗物。
所以《生活与命运》理应过时。一本前苏联禁书,书名土气(更像是十九世纪的产品),翻译成中文近一千页,全书有名有姓的角色超过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罗斯曼的文风竟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社会现实主义”气息。这本书,甚至连它出版的时机都不太对。1980年瑞士首现俄文原版,读者自然寥寥。1985年英译本面世,当年索尔仁尼琴在西方已经红到发黑,名声渐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为它只不过是《古拉格群岛》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过这本其实和《古拉格群岛》非常不同的大书。而大部分写书评的,在报刊做文化版的,甚至连瓦西里·格罗斯曼这个名字都没听过。这也难怪,此时已故的他,毕竟不是个有海外公众知名度的异见分子,没有活着流亡、被人宣传的机会。相反地,他在公众面前大概还算是个“体制内作家”呢,曾经入围“斯大林奖”决选名单,二战期间为《红星报》写的战地报道更是风靡全国,得到官方肯定。这类作家,英语世界又怎么会对他感兴趣呢?身为苏联“作协”成员,格罗斯曼那被压抑的后半生是沉默的,《生活与命运》的遭禁亦是同样沉默,国内没有人知晓,国外没有人声张,一切安静。比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为畅销书,我猜那是法国独特环境所致,他们那时大概还会稍稍关心苏联究竟是个极权体制还是**主义天堂这种老问题。
我在文字和电子媒体介绍书介绍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与命运》这样的作品,觉得推荐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义务。七八年前读到英文本之后就四处向人宣说,想它有机会在中文世界现身。终于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国”愿意承担,重出这部不合时宜的巨著。“重出”,是因为编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