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曾经对自己家庭有恩的好医生。他觉得英国人批评得没错，苏联确实构陷了一个他自己认识的声誉卓著的医学教授。违心害人，这真是维克托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事。才几个星期之前，他连以死明志的心都有，这时应该更不必担心。可一碰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殷恳目光，“他感触到伟大国家的亲切气息，他没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渊……今天他没有，实在没有力量。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另外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出于人性对人际温情的真实需要，而非从天而降的特权与待遇，他开始内心交战，试图说服自己：反正几个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认了罪，我现在加入指控他们又有什么不对呢？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道理一想通，维克托便掏出了自来水笔，在这份声明签下自己的名字。
今日局外幸运儿，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压底下的生活，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妥协，为什么要出卖别人，又为什么会出卖自己。于是我们总是如此简易地断定，那是出于恐惧，不够勇气，又或者图谋利益，舍不得悬在头上的萝卜。格罗斯曼却在读者面前展开了复杂的道德处境，让我们发现是非抉择的艰难。维克托昧着良心签署那份害人声明，便不是为了刚刚到手的特权与地位，也不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他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至简单的人性需要罢了；那就是他人的温暖认同，一种被友侪围绕的感觉。
同样的需要，到了战场上头，却能变化出荒谬可笑，但又分外残酷的戏剧，例如一个苏联士兵被炸弹的威力埋进战壕，侥幸不死，并于黑暗中触及另一具温暖的身体，于是本能地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两个陌生人便借此慰藉那不可言喻的惊恐，都直觉对方一定是生死与共的同袍。过了一会儿，地面上稍稍平静，他们奋力拨开顶上瓦砾，让光线照进坑洞，这个红军战士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刚刚和自己那么亲密的伙伴，竟然是个死敌德军。怎么办？立刻翻脸动手？不，他俩尴尬无言，很有默契、很安静地各自爬出洞口，一边四处张望环境，一边提心吊胆朝着己方阵营遁走。亲身经历过战场诸种奇诡的格罗斯曼解释：他们不怕对方在背后开枪，只怕自己的战友看见之前的情景，一报上去这可能就是通敌叛国的死罪了。
没错，这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惧这一点上。
透过一位审问犯人的纳粹党官之口，格罗斯曼对苏联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做出了一个最大不讳的宏观判断。原来正邪如此分明的战事，骨子里居然是两个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那个很懂得心战技巧的纳粹，不断逼着被俘的资深苏共党员承认，他俩其实是镜面的两端：两边都有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