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尼娅走进格里申的办公室。他一声不响地向她指了指椅子，看了看她的材料，说：
“您这个不能办理。还有什么要说的？”
“格里申同志，”她一开口，声音就哆嗦起来，“您要知道，这段时间我一直领不到供应卡呀。”
他用一眨不眨的眼睛看着她，他那张年轻的宽大的
文章；记者们在军医院里搜集材料，写战地通讯。
但是，莫斯科人的生活在这里变得完全不同了。大不列颠王国特任全权大使的夫人克里普斯太太，每天凭饭票在旅馆食堂里吃饭，没有吃完的面包和糖块用报纸包起来，带回自己的房间；世界各个报纸和通讯社的记者们常常上市场去，在伤兵们中间挤来挤去，买本地的土烟丝自己卷烟卷，津津有味地评论烟草的味道；倒换着两只脚，站在澡堂前排长队；以慷慨闻名的作家们，在讨论世界大事和文学问题的时候，喝着土制烧酒，拿定额的面包当下酒菜。
一个个大机关挤在古比雪夫的一层层狭小的楼上；苏联各大报的领导人在家用的桌子上接见来访者，下班后孩子们就在这桌子上做功课，妇女们就在上面做针线活儿。
庞大的国家机构过起流浪生活，就出现了有趣的事情。
叶尼娅因为报户口，遇到很多麻烦。她开始在设计院工作，院长里津中校是个高高的男子，说话声音低低的、轻轻的，从接收这个没办好户口手续的工作人员的第一天起，就因为怕负责任而发愁。里津叫她上公安局去，同时给她开发了录用证书。
公安局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收下叶尼娅的身份证和录用证书，叫她三天以后来听回话。
叶尼娅在约定的那一天来到昏喑的走廊里，坐在走廊里等候接待的人脸上都带着一种特别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有来公安局办理身份证和户口手续的人才会有。她走到小窗口跟前。一只涂着暗红色指甲油的女人的手把身份证递给她，一个平静的声音说：
“不予办理。”
她站进长队，等待跟户籍股股长谈一谈。站队的人在小声说着话儿，打量着在走廊里走过的一个个抹了口红、穿着棉制服和皮靴的公安局的姑娘们。有一个身穿夹大衣、头戴军帽、军装领子从围巾里面露出来的人，踏着咯吱咯吱直响的皮靴，不慌不忙地走过去，用小小的钥匙开了门上的锁，不知是英国锁还是法国锁—这人便是户籍股长格里申。接待开始了。叶尼娅发现，轮到被接待的人并没有久等之后终于轮到的欣喜，而是一面朝门里走，一面四处打量着，就好像准备在最后一分钟跑掉似的。
叶尼娅在等候接待的时间里，听了不少报不上户口的事。有些女儿在母亲家里，瘫痪的姑娘在哥哥家里，都报不上户口。有的妇女来这里看护伤残军人，也没办到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