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
“我不知道,也许是做梦。”
他再也没有问她,但是他对岳母说,柳德米拉几乎每夜都要打开箱子,把被子铺在角落里一张沙发上,心事重重地在小声说话。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白天她跟我、跟娜佳、跟您在一起,似乎是在梦里;到夜里她说起话来就有了精神,就像战前一样,”他说,“我觉得她好像病了,渐渐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我不知道,”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我们都
事,她看到他们那张开又合上的嘴,却没有听见他们说的是什么。地上有一封信,是从大衣口袋里掉出来的,是军医院给她的那一封,她也不想捡起来,抖一抖上面的灰土。她无意识地想起,托里亚两岁的时候,蹒跚地追赶在地上跳来跳去的蟋蟀,耐心地、毫不泄气地跟在蟋蟀后面走来走去;又想起她没有问护士,托里亚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在手术前的那个早晨是怎样躺着的,是侧着身,还是仰着。
她看到了晨光,她不可能看不到啊。
忽然她想起:托里亚满三岁了,那天晚上家里人吃着甜点心,托里亚还问:
“妈妈,为什么天黑了?今天是生日呀。”
她看到树枝,看到在阳光下闪亮的光滑的石头墓碑,看到写着儿子姓名的胶合板,字有大有小,稀密不匀。她没有想法,她没有心思了。她什么也没有了。
她站起身来,捡起那封信,用麻木的手抖了抖大衣上的小土块,又拍了拍,擦了皮鞋,拿起头巾,抖了老半天,一直抖到头巾又成了白的。她把头巾系在头上,用头巾边儿擦了擦眉毛上的灰土,擦去嘴上和下巴上的血。她朝坟地大门口走去,不回头,不慢也不快。
三十四
回到喀山以后,柳德米拉就渐渐消痩,越来越像她学生时代照的相片。她上供应商店买东西,烧饭,生炉子,擦地板,洗衣服。她觉得秋天的日子太长,怎么也没办法打发过去。
从萨拉托夫回来的那一天,她就向家里人说了这次外出的情形,说了她想过自己有一些对不起家里人的地方,说了她去军医院的情形,又把包着儿子被炮弹片炸碎的血衣的小包打了开来。在她说这些事的时候,弗拉基米罗芙娜在重重地喘气,娜佳在哭,维克托的手发抖,他都无力端起桌上的茶杯。这时来看她的玛利亚的脸也变得煞白煞白的,嘴巴半张着,眼睛里也出现了痛苦的神情。只有柳德米拉平静地说着,两只发亮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她一向是个十分喜欢争论的人,现在她跟谁也不争论了。以前如果有人说怎样可以到车站去,柳德米拉就会又生气又着急地抬起杠来,说根本不是走那几条街,也不是坐那几路电车。有一次维克托问她:
“柳德米拉,每天夜里你是在和谁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