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书记尼古拉耶夫晚上到他这儿来，说：
“给我拿酒来，这些天我离了这种防弹剂就睡不着觉。”
他一面给尼古拉耶夫斟酒，一面说：
“真是‘活到老，
走过，看见她这种神情，说：
“斯皮里多诺娃同志，您怎么啦，是不是受伤了？”
她相信，她就会在这儿，在发电站和维克托罗夫见面，但是她觉得，如果把这一点告诉爸爸，命运之神就会怪她沉不住气，不让他们见面了。有时候她这种信心十分强烈，以至于匆匆忙忙地烙起面粉加土豆粉饼子，匆匆忙忙地扫地，收拾东西，擦洗脏鞋……有时她和爸爸坐在一起，忽然侧耳倾听一阵子，说：“等一等，我出去一下子。”便披起大衣，从掩蔽所里走出去，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飞行员站在外面，是不是有人在问，怎样可以找到斯皮里多诺夫父女。
她一次也没有想过、一分钟也没有想过他会忘记她。她相信，维克托罗夫也和她一样，日日夜夜在急切地、深深地想念着她。
德军的重炮几乎每天都在轰击发电站。德国人的技术很好，试射、发炮都很准，炮弹打在车间的墙壁上，一阵一阵的爆炸声震颤着大地。常常飞来一两架零散的轰炸机，投掷炸弹。有的敌机贴着地面飞，在从发电站上空飞过时，拿机枪扫射。有时在远处的山冈上出现德军的坦克，这时能清楚地听到机关炮的嗒嗒声。
斯皮里多诺夫似乎已经习惯了炮击与轰炸，发电站的其他工作人员好像同样也习惯了。不过，不论是他还是他们，习惯归习惯，同时却渐渐失去积蓄起来的精神力量。有时斯皮里多诺夫就感到疲惫无力，很想躺到床上，拿棉袄把头蒙上，静静地躺着，一动也不动，也不睁眼睛。有时他拼命地喝酒。有时他想跑到伏尔加河岸上，渡过河去，在对岸的草原上走一走，再不回头看这发电站，宁愿蒙受当逃兵的羞耻，只要不再听到德军炮弹和炸弹的可怕的呼啸声。有一次，他通过附近的六十四集团军司令部的高频电话和莫斯科通话，副人民委员说：
“斯皮里多诺夫同志，转达莫斯科方面的敬意，向您领导的英雄集体致敬。”
这时他感到很难为情：哪儿谈得上英雄呀？此外，还一直有一种传闻，说是德军正准备对发电站进行密集袭击，要用巨型的炸弹把发电站摧毁。听到这些传闻，手脚都发冷。白天，眼睛一直瞅着灰色的天空，看是不是有敌机飞来。夜里，他有时忽然跳起来，因为仿佛听到越来越近的大批敌机沉闷而密集的隆隆声。胸前和背后常常吓出冷汗。
显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神经紧张。总工程师有一天对他说：
“一点力气也没有啦，好像有什么妖魔鬼怪跟着我，我常常看着公路，想：能跑掉就好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