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之中是谁被捕了呢，是谁在审讯中经受不住，丧失了良心？可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涉及另一段很早时期的问题使克雷莫夫大吃一惊：“您说说，您什么时候和弗里茨·加肯认识的？”他沉默了半天，然后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托姆斯基的办公室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
侦讯员点了点头，好像他很清楚早年这些情况。
然后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打开标有“档案”字样的公文夹，不慌不忙地把白色小丝带解了开来，翻起一页页写满了字的纸。克雷莫夫模模糊糊看到用各种颜色的墨水写的字，看到打字机打的字，行距有稀的，有密的，还有用红铅笔、蓝铅笔和普通铅笔写的标注，有的笔道很粗，有的是仔细贴上去的。
侦讯员慢慢翻着材料，就像一个好学生满有把握地翻着书本，早就知道他已经把课程学透了。
在梦里仿佛听到，昨天夜里你跟什么人通电话。”
“没有，你是做梦了。”他镇静地看着她的眼睛，回答说。
“记住，今天你要上房管所去一趟。”
四十三
看惯了军装的人，一看到侦讯员的西装上衣，觉得很奇怪。侦讯员的脸倒是一张很平常的脸，像这种黄白色的脸，在办公室里的少校和政工人员中是很常见的。
他偶尔看看克雷莫夫。这时候他像一位画家，看看他的画是否与模特儿相像：外貌，性格，心灵的窗户—眼睛……
他的目光变得多么阴沉。他那很平常的脸—这样的脸一九三七年以后克雷莫夫在区党委、州党委、区公安局、图书馆和出版社常常见到—忽然变得很不平
回答开头几个问题很容易，甚至轻松愉快，似乎其他一切也会十分清楚，就像姓、名和父称一样简单明了。
从犯人的回答似乎可以感觉出一种迫切地想帮助侦讯员的心情。侦讯员好像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嘛。他们之间的办公桌并没有把他们分开。他们都交过党费，看过《恰巴耶夫》，听过党中央的指示，在五一节前都被派到工厂企业去做过报告。
例行公事的问题很多，犯人渐渐镇静下来。很快就会问起实质性问题的，他就要说说他是怎样带着人突围的。
终于弄清了，坐在桌前这个敞着军服上衣领口、被剪掉了纽扣、胡子拉碴的人有名字、父称、姓，出生于秋天，俄罗斯族，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国内战争，没有参加过匪帮，没有犯罪前科，参加联共（布）二十五年，曾被选为**国际代表大会代表，还当过世界工会太平洋地区会议的代表，没有得过勋章和荣誉武器……
想到当年被包围，想到跟他一起转战在白俄罗斯沼地上和乌克兰土地上的许多人，克雷莫夫感到心慌意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