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来的这么多告密者!必须想一想,弄清楚是谁告的。这还用说?是穆丝卡·格林贝格……侦讯员还要问到叶尼娅的……确实很奇怪,为什么还没有问到她,一点也没有提到她……难道有关我的材料是瓦西亚提供的?但是我究竟有什么,有什么好承认的呢?我现在在这儿,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党啊,你这一切为的是什么?斯大林呀,斯大林,因为什么样的罪过,打击这么多善良、刚强的人?可怕的不是侦讯员提出的问题,而是他的沉默、他避而不谈的东西。卡茨涅林鲍肯说的不错。当然,他会问起叶尼娅的,显然她已经被捕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怎么开头的呢?我怎么会蹲起监牢?我这一生多么苦恼,有多少窝囊事儿。斯大林同志,饶恕我吧!只要有您一句话就行,斯大林同志!我有错误,我糊涂,我乱说过,我怀疑过,党全知道,全看见了。我为什么,为什么要和那个文学家闲扯呀?不过,还不是一样。可是,突围又有什么问题?这简直荒唐,简直是诬陷,捏造,诽谤。为什么,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说加肯是我的朋友,我的好兄弟,我不怀疑
人优越,觉得他这个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比他们好。
他没有注意到,现在他和侦讯员的关系已经不在于他是否愿意和这位新干部亲近,承认这位新干部是党的同志。现在,和侦讯员认同的愿望变成了可怜的希望,希望对方和他亲近,哪怕同意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不全是坏的、低下的、不忠诚的。
现在,连克雷莫夫也没有觉察到这样的事是怎么发生的:一个充满自信的侦讯员成了一名充满自信的**党员。
“如果您真的能够诚心悔改的话,哪怕您还对党多少有一点爱护之心的话,那就该承认自己的罪行,帮助帮助党。”
克雷莫夫一下子打掉侵蚀着他的大脑皮层的软弱,叫了起来:
“您别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决不写假口供。您听见吗?就是用刑,我也不写!”
侦讯员对他说:
“您考虑考虑吧。”
他又翻起档案材料,没有看克雷莫夫。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他把克雷莫夫的档案材料推到一边,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他似乎忘记了克雷莫夫,不慌不忙地写着,皱起眉头思索着。后来他把写好的东西看了一遍,又想了想,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就在上面写地址。也许,这不是一封公函。后来他又看了一遍地址,在姓氏下面画了两道着重线。后来他往自来水笔里灌了墨水,又把笔头上滴的墨水擦了半天。然后他削起烟灰缸上的铅笔,其中有一支铅笔的铅芯一削就断,但是侦讯员没有生铅笔的气,很耐心地削了又削。后来他在指头上试了试铅笔尖儿。
被捕者确实在考虑。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