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为，克雷莫夫会把一切都说出来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不过，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拿来问问斯大林同志。克雷莫夫同志和托洛茨基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他一直反对托洛茨基的意见，一次也没有赞成过。
最要紧的是脱脱靴子，躺下去，跷一跷肿胀的腿，睡一会儿，同时在睡梦中挠挠痒。可是侦讯员很亲切地小声说起来：
“为什么您不愿意帮我们的忙呀？难道问题在于，您在战前没有什么罪行，在被包围时没有恢复关系，没有秘密进行联系？……问题要严重得多，深刻得多。问题在于党的新的方针。您要在新的斗争阶段帮助党。为此必须抛弃过去的一些见解。这样的任务只有布尔什维克能够担当。所以我要和您谈谈。”
“那就好吧，好吧，”克雷莫夫慢慢地、昏昏沉沉地说，“可以设想，我不自觉地成了敌视党的观点的代表。就算我的国际主义和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观念相矛盾。就算我因为本性，在一九三七年以后和新的方针、新的人物格格不入。我愿意承认，可以承认。不过，至于间谍，破坏……”
“还要这‘不过’干什么？您瞧，您已经走上正路，承认自己敌视党的事业。难道形式有什么意义？如果您承认了最根本的，还要您这个‘不过’干什么？”
给了克雷莫夫。
“随您怎样，”他说，“我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是间谍！”
侦讯员朝窗外看了看：天已经开始黑了，他看不清桌上的材料了。
他开了台灯，把蓝色的窗帘放下来。
凄厉的、野兽般的叫声从门外传来，并且忽然断了，没有声音了。
“不，我不承认我是间谍。”
“就是说，您根本不想帮助党。一谈到问题，您就溜进树林子里，是这样吗？您是狗屎，真不识抬举！”
克雷莫夫一下子跳起来，扯了一下侦讯员的领带，然后用拳头在桌上一擂，电话机里有什么东西叮当响了一声，又咕咕了两声。他用响亮的嗥叫声叫了起来：
“你这狗崽子，坏蛋，当我领着人在乌克兰，在布良斯克森林作战的时候，你在哪儿呀？
“好吧，克雷莫夫。”侦讯员说着，又在桌旁坐下来。他问克雷莫夫，是否明白，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升过他的军衔。他听到的是不太明确的回答。
“所以嘛，克雷莫夫，您在前方一直是一名营级政委，可是您应该是一位集团军甚至方面军的军委委员呀。”
他盯着克雷莫夫，沉默了一会儿，也许，第一次用一个侦讯员的目光看了看，得意地说：
“托洛茨基亲口说过您的文章‘十分精彩’。如果这个坏蛋夺取了政权，您会升上很高的位子，‘十分精彩’—是开玩笑的吗！”
“这就是王牌了，”克雷莫夫心想，“他把王牌打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