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克雷莫夫又坐在桌前，听着明白易懂的教导：
“咱们就这样坐上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咱们就来干脆的：就算您没有任何罪行，但我对您说什么，您就全写下来。这样就不会再打您了。明白吗？也许，特别会议会审判您，但是不会打您了—这是很重要的事。您以为，您挨打，我就舒服吗？我们可以让您睡觉。明白吗？”
―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谈话还在进行着。似乎再没有什么能够使克雷莫夫震惊，使他脱离昏昏沉沉的迷糊状态。但是，他听着侦讯员的一番新的说法，还是惊愕得半张开嘴巴，抬起头来。
“所有这些事都是老早的事了，可能已经忘记，”侦讯员指着克雷莫夫的档案材料说，“可是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对祖国的可耻背叛行为，是不会被忘记的。有见证人，也有材料可以证实！您在被德军围困的‘6—1’号楼里进行活动，瓦解战士们的政治觉悟。您鼓动热爱祖国的格列科夫背叛祖国，企图动员他投向敌方，司令部和党派您到这座楼房里去担任作战政委，您辜负了司令部的信任，辜负了党的信任。您进入这
冬天我在沃罗涅日作战的时候，你又在哪儿？你这坏蛋，到过斯大林格勒吗？难道我对党一点事情没有做过吗？你这副宪兵嘴脸，你就在这儿，在卢比扬卡保卫苏维埃国家吗？我在斯大林格勒不是保卫我们的事业吗？你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呆过吗？你这败类，高尔察克匪帮打穿了我的左肩，还是打穿了你的左肩？”
然后，他被打了一顿。但不是像在方面军特别科那样干脆利落地打在脸上，而是打得很讲究，很科学，很有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素养。打他的是两个穿着新军装的年轻人，他对他们喊着：
“你们这两个坏蛋，应该把你们送到惩戒连去，把你们编进反坦克枪小组……两个逃兵……”
他们自顾自打着，既不生气，又不发狂。似乎他们打得不够狠、不够猛，但是这种打法很有些可怕，就像很平静地说出的卑鄙话，往往格外可怕。
克雷莫夫的嘴里流出血来，虽然一次也没有打到他的牙齿，这血也不是从鼻子里，不是从牙花子，不是从咬破的舌头里流出来的不像在阿赫图巴那样……这是从肺部深处流出的血。他已经不记得他在哪儿，不记得他是在做什么……他上面又出现了侦讯员的脸。侦讯员指着挂在桌子上方的高尔基画像，问：
“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说什么来着？”
接着又像个教师似的用教导的口吻回答说：
“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
然后他看到天花板上的电灯，看到一个佩戴窄小肩章的人。
“好吧，既然医生认为没事儿，”侦讯员说，“那就用不着休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