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在许多年前的雨后下午，它曾经让我无比惊恐。
那东西从壁炉边的人形霉菌图案上涌了起来；它抖动着，悬挂在潮湿的空气里，就像是一种若隐若现、令人作呕、几乎有些发光的蒸气，似乎逐渐发展出模糊而又令人惊骇的朦胧形状，然后逐渐收缩，如同云雾般消散开来，穿过大烟囱里的黑暗，并在经过的地方留下一股恶臭。那的确是非常骇人的景象，对我而言更是如此，因为那些我曾深入了解过这个地方。但我不愿就此逃走，执意看着它逐渐消散——注视着它的时候，我觉得它也转过身来贪婪地注视着我，那更像是一双想象中的眼睛，而非真实可见的。当我把这些事情告诉叔叔的时候，他显得很感兴趣；在经历了一个小时的反复思索之后，他做出了一个明确而极端的决定。在脑里考虑过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以及我们两人的关系后，他坚决主张我们应该一同进入那座被霉斑与蕈菌诅咒的地窖，轮流守上一夜，或者好几个夜晚，摆出一副进攻的姿态，去试探——并且摧毁，如果可能的话——那屋子里的恐怖事物。
IV
1919年6月25日，星期三，我与叔叔向卡林顿·哈里斯适当地透露了我们的计划，但却并没有向他透露我们计划在那里发现些什么。随后，叔叔与我将两把折椅、一张折叠式行军床，以及一些极为笨重复杂的科学设备搬进了那令人畏避的屋子。白天的时候，我们将搬进来的东西安置在了地窖里，接着用纸遮挡住了窗户，计划从晚上开始我们第一天的守夜。我们锁上了从地窖通往一楼的房门；由于事先准备好了地窖大门的钥匙，我们计划将那些昂贵而又精密——并且花了很大代价才悄悄准备好的设备一直留在地窖里，直到我们决定不再继续守夜为止。我们准备坐着熬夜到很晚的时候，然后轮流值班两小时到天亮。我是第一班，不需要值班的人可以在行军床上休息。
依靠着自己天生的领导才干，叔叔从布朗大学实验室与克兰斯顿街军械库调来了设备，并且出于本能制定了我们冒险的方向。这种才干绝妙地展现了这位八十一岁老人潜在的活力与韧劲儿。作为医生，伊莱休·惠普尔始终倡导卫生学方面的各种准则，并且身体力行地按照这些准则生活，但我们随后遇到的事情需要耗费他今天的全部精力。只有两个人——卡林顿·哈里斯和我——能够推测出那晚生在地窖里的事情。我必须告诉哈里斯，因为他是那屋子的主人，同时也有权知道有什么东西从屋子里离开了。当然，在开始探索前，我们也曾与他有过交流；而且我觉得，在叔叔去世后，他能理解并协助我发布某些极其必要的公开说明。在听过我的叙述后，他的面孔变得毫无血色，但哈里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