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让去信，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创作了这样一部富有人性的、深邃的、不说恭维话的作品。一九五三年初，一位列宁格勒读者给他写信说，最近十年没有一部作品能像《为了正义的事业》那样深深打动她的心。但对他的批判亦接踵而至，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三日，评论家布宾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小说“除了几个章节外，完全是失败的”，“苏维埃人的形象在长篇中是苍白的、顺从的、没有特色的”、“作者力图证明，是平凡的人们建树了不朽的功勋”，“缺乏对这次胜利的组织者党的评价”。
同年三月，斯大林逝世后的第十九天，苏作协理事会举行会议，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在题为《作家协会工作的某些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格罗斯曼的《为了正义的事业》宣扬“善恶循环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和“无冲突论’一九五四年，作品出书时，格罗斯曼不得不作了大量修改。但依旧难逃厄运。一九五六年以后，他的作品不准出版和再版，一个并非十分响当当的作家，从此淡出江湖，要不是政治上的机遇，也许，他真的便会永远销声匿迹，在文坛上消失。
三
苏联的文化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传扬一些人的声誉，哪怕他的作品虚假苍白得令人咋舌；另一方面它把一些作家视为异类，打入另册，贬损他，批判他。摇旗呐喊式的传扬和狂风,bao雨般的贬损，都源于一个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某些人卑劣狡黠、颂上媚俗的心态，与正常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而北辙。遭此劫难的岂止格罗斯曼一人，而且他既不愿意从此搁笔、停止创作，又不愿改弦更张、随波逐流，等待他的就只能是更悲惨的结局。
四年的残酷战争，母亲及亲属战争中的悲惨命运，战后辛勤笔耕却遭贬损封杀，对一个文化人来说，是最痛苦的了，格罗斯曼陷入精神上深深的孤独无靠之中。但亦正是这难言的孤寂，使他彻底洗涤人生的喧闹与浮名，去与长眠地下的亲人和战友对话，探寻真理，探寻历史、战争、生存和命运中深层次的蕴藉。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对个人迷信的揭露，使苏联开始“解冻”气候，亦使格罗斯曼那颗冰冷孤寂的心充满希望和新的活力，并产生再次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他重新形成的历史哲学观点的决心。因此，他着手创作的《生存与命运》，虽然是两部曲的第二部，虽然作品的情节线索依然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主线，虽然《为了正义的事业》的主人公除了为国捐躯者，不少人物仍在小说世界中继续生活和战斗，受着生存与命运的煎熬和拨弄，但作品无论从构思、观念、手法到整体的思想艺术水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完成了一次飞跃，达到了新的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