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如果说，作家在《为了正义的事业中》所要表达的最高思想，是为正义而战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那么在《生存与命运》中一切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深邃得多。作家已经不是单纯地描写历史事件，描写各种各样主人公的生活和命运，而是用自己的思想之光，用自己对社会、战争、民族、人类命运的独特见解之光，贯穿于对现实生活和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根本现象的叙述之中。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一年，格罗斯曼在孤独苦寂中，又花费八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七十余万字的巨著。四周万籁倶寂，身边除了厚厚一堆倾注了他全部才华和心血的文稿，连个朋友也没有。他轻轻吁了口气，苦涩地摇了摇头，闭上了疲惫的双眸。他不知道，明天到编辑部，他的《生存与命运》将会是个什么样的命运，他更没有想到，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部日后将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经典之作，他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伤痕累累的文化突围。
第二天，他惴惴不安地来到《旗》杂志编辑部，把沉甸甸的手稿交给接待他的编辑，接着便是战战兢兢的等待。但他何曾料到，即使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即使是在许多“出格”作品纷纷破土而出的“解冻”气候条件下，编辑部的编辑、主编们，读了他的《生存与命运》，还是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唯恐受到牵连和指控，急忙将全部手稿交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令苏联人谈虎色变的克格勃。格罗斯曼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克格勃*员的搜查，所有与书稿有关的东西，甚至包括打字纸和打字色带均被收缴，他的书也再次被禁。
格罗斯曼又一次惊呆了，他的心再次颤栗不已，平日里才华横溢、文辞滔滔的大作家，面对陌生而权重的z.府系统，变得笨拙而毫无防护能力，无法调动他的言辞，作像样的辩驳。直至后来我们才得知，格罗斯曼一病不起，他在病中给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哆哆嗦嗦写了一封信，试图拿点儿正当理由顶顶嘴：为何要对我这部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能满足苏维埃人精神需求的书，要对我这部没有谎言和诬蔑，只有真理、痛苦和对人们的爱的书加以禁止？为何要对我这部书稿采取行政,bao力手段加以没收，并将它当做一个杀人犯那样予以关押？……倘若我这部书满纸谎言，那就让想读到它的人们，让我三十年来为之创作的苏联读者来作出评判吧，让他们来说说在我的书中，有的是真理还是说言吧。但是，读者被剥夺了用世界上最严正的法庭（我指的是心灵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来评判我和我的著作的可能性。过去和现在我都希望有这样一种法庭。
（苏《文学问題》一九八八年第十期，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