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和另一名犹太医生却被解雇了。我要求发给我上月的工资，但新来的主任对我说：“您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挣的工钱，让斯大林发给您吧，您往莫斯科给他写信吧。”护理员马鲁夏拥抱了我，低声哭着对我说：“天哪，我的天哪，您将来怎么办呢，你们这些人将来怎么过呢？”特卡乔夫医生握了握我的手。有人同情我，有人幸灾乐祸，我不知道是幸灾乐祸令人难过呢，还是人们打量奄奄一息的癩猶时的怜悯目光更令人难过。我料想不到这一切会落到我的头上。
有许多人使我感到吃惊。不仅仅是那些愚昧无知、生性凶狠、没有知识的人，就连那个老教师也不例外。他已经75岁了，领了退休金，他经常打听你的情况，叫我向你问好，一谈到你就说：“他是我们的骄傲。”可是在这些倒楣的日子里，他遇上我也不打招呼了，扭头就走，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警备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说：“这下空气变清新了，不再有大蒜味了。”他真不该说这话，这句话玷污了他的身份。在那次会议上，散布了多少诽谤犹太人的言论……当然了，维佳，不是所有人都出席了那次会议。许多人拒绝参加。你要知道，据我所知，自沙皇时代以来，反犹太人运动是与“米哈伊尔天使长同盟的人们盲目排外的爱国主义有联系的。现在我看得很清楚，那些高喊驱逐犹太人，拯救俄国的人，在德国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为了一点微小的利益随时准备出卖俄国。住在郊区的一些无赖开始抢占房子，抢掠被褥和衣服；当年霍乱病人闹事，有些人亲手杀死医生，大概就是这样的。有些人精神空虚，不敢主持正义，他们对坏人坏事唯唯诺诺，惟恐违背了当局的意愿，引起他们的怀疑。
不断有一些熟人跑到我家来传递新闻，他们的眼睛里充满着疯狂的神色，仿佛神经错乱了，在说胡话。出现了一个古怪的说法：“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似乎藏在邻居家里可靠些。我觉得让我们藏东西是个骗局。
不久就公布了迁移犹太人的命令，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得超过十五公斤。不少楼房的墙壁上张贴着黄色的告示：“所有住户必须在1941年7月15日傍晚六点钟以前移往老城区。”不愿搬迁者统统枪毙。
就这样，亲爱的维佳，我也打点好了行装。我随身带了一个枕头，几件衣服，还有你过去送给我的那只小茶碗，一只汤匙，一把餐刀，两只碟子。一个人能需要多少东西呢？我带了一些医疗器具。又带了你的来信，已故的妈妈和达维德舅舅的照片，还有你和爸爸合照的那张照片，一本普希金选集，一部都德的《磨坊书简》，一部莫泊桑的《一生》，一本小字典，带了一本收入《没有意思的故事》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