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阿巴尔丘克对自己的朋友说：
“晚上我想起了前妻的儿子。他可能上前线了。”
他朝涅乌莫利莫夫俯下头。
“我想让小伙子成长为一个好党员。我想，同他相会时，我要对他说：记住，你父亲的命运是偶然的，小事一粧。党的事业才是神圣的！合乎时代的最高规律！”
“对不起，巴尔哈托夫公民，我扰乱了您的宁静。”阿巴尔丘克说。
他非常怕巴尔哈托夫，但有时又无法控制自己的忿恨。
交班时，被煤灰弄得浑身漆黑的涅乌莫利莫夫走进仓库。
“哦，竞赛怎么样？”阿巴尔丘克问，“有人参加吗？”
“已经开始了。每一小块煤都用作军需，这大伙全明白。今天给劳改营的文化教育部门捎去幅招贴画：我们用突击劳动支援祖国阿巴尔丘克叹口气说：
…也许就为这件事烦闷攫住了他，生命已经埋进了西伯利亚的冰层底下。
当他从财务科回来，巴尔哈托夫把头枕在毡靴上睡着了，显然那毡靴是哪个刑事犯给他送来的。他脑袋旁放着空饭盒，进贡的黄米粒粘在脖颈上。阿巴尔丘克知道，巴尔哈托夫有时从仓库里偷走工具，很可能，毡靴的出现就是用仓库的物品进行交换的结果。当阿巴尔丘克有一次查出短缺三把锉刀时，便说：“在卫国战争时期偷紧缺的金属怎么就不害臊。”
巴尔哈托夫回答说：
“你这头虱子，闭上你的嘴，要不然就让你尝尝厉害！”
阿巴尔丘克不敢直接叫醒巴尔哈托夫，便弄出响声，移动带锯，咳嗽，把锤子往地上摔。巴尔哈托夫醒了，用平静而不满的目光盯着他。
“你要知道，得写写劳改营的忧愁。一种忧愁使人感到压抑，第二种往人身上猛扑，第三种让人出不来气，没法呼吸。可还有这样一种特别的忧愁，既不使人感到压抑，也不让人出不来气，也不往人身上猛扑，而是从心里把人撕碎，就像大洋的压力把深处的巨大动物撕碎一般。”
涅乌莫利莫夫忧郁地微微一笑，但他的牙齿并没有闪闪发白。他长了满口坏牙，颜色上同煤融成一片。
巴尔哈托夫走到他们跟前，阿巴尔丘克回头说：“你总是这么不声不响地走路，我甚至都给你吓一哆嗦：突然间你已经站在边上。”
没有一丝笑容的巴尔哈托夫关切地说：
“我去趟给养库，你不反对吧？”
接着他小声说：
“昨天到的一列军用列车上有个伙计说，有些劳改营比湖泊区的还惨。犯人带着镣铐，剃光半个脑袋。没有姓名，号码缝在胸口上，膝盖上，背上还缝上块红布。”
“扯谎！”阿巴尔丘克说。
巴尔哈托夫想入非非地说：
“应当把所有法西斯分子政治犯集中到那里，首先得把你弄去，免得来吵醒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