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他们的交谈从哲学高度（探讨人生的目的，星际世界是否存在苏维埃政权，男性的理性构造对女性的理性构造其优势是什么）转到普通的日常生活方面。
在这里，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间，一切都是另一种样子，人们所需的智慧往往在邋遢马虎的巴特拉科夫一边。
“你信吗，万尼亚，”安齐费罗夫对巴特拉科夫说，“通过你，我幵始明白了些什么。从前，我以为我已经完全懂得了整个关系学。谁需要半公斤伏特加和下酒菜，谁需要新的汽车外胎，谁需要塞上一百卢布。”
巴特拉科夫果真认为，正是他和他那模糊不清的议
扎考过一次数学，使谢廖扎出尽洋相。楼里的居民们嘲笑沙波什尼科夫，威胁着让他留级。
有一天，德国空军进行空袭，当敌机像疯狂的锻工用重磅大锤往石块、泥土、钢铁上猛砸时，格列科夫看到巴特拉科夫坐在楼梯间残垣上，正在读一本什么小册子。
格列科夫说：
“不，德国人治不了他。对这种蠢货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孤楼居民对德国人所做的一切，不是恐惧，而是故作宽容的嘲笑。“嘿，德国鬼子还真卖力。”“看啊，看啊，这些流氓在搞什么名堂……”“真笨，他这是把炸弹往哪儿扔……”
巴特拉科夫与工兵排长安齐费罗夫关系最好，排长四十来岁，喜欢谈自己的慢性病，说他的溃疡和神经根炎在炮火下自己痊愈了，这在前线真是少有的现象。
但安齐费罗夫在斯大林格勒战斗最剧烈的地方继续受着许多疾病的折磨，它们好像在他那高大的身躯里扎下了根。德国“医生”对他也爱莫能助。
他胖胖的脸，谢顶的圆脑袋，一对圆睁睁的眼睛，当他在大火那令人惶恐不安的反光下，悠闲自得地同自己的工兵们喝茶时，看上去显得梦幻般离奇。他通常光脚坐着，因为鸡眼使他那只穿靴子的脚十分难受。他不爱穿军上衣，因为常感到热得慌。他从带蓝色小花的茶缸里呼噜呼噜喝热茶，不时用块大手帕擦他的秃头，喘口气，笑笑，又一个劲地猛喝。头缠绷带、神色忧郁的战士利亚霍夫不时用熏黑的大开水壶给他往缸子里添上滚烫的开水。有时，安齐费罗夫不套上靴子，不满地哼哼着，费力地爬上砖堆，看世间发生了什么事。他光脚站着，不穿军上衣，不戴船形帽，就像个站在农舍门檻上、注视着大,bao雨中自己宅院旁家当的农民。
战前，他是工地主任。如今他那建筑工人的经验仿佛具有相反的意味。经常盘旋在他脑子里的是那些被毁的楼房、墙壁、地下室的楼板等问题。
巴特拉科夫同安齐费罗夫聊的主要内容是哲学问题。在由创造转向破坏的安齐费罗夫身上，出现了思考这一不平常转变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