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布哈林被审判之后，他对克雷莫夫说：“不管您怎么样，我可认识布哈林，同他聊过两次，大脑袋，笑容可掬，又可爱又聪明。总之，他是个最高尚、最有魅力的人。”但立刻他又被克雷莫夫阴沉的目光盯得心中发毛，嘟哝道：“不过，鬼知道他会搞间谍活动，会是暗探局的*细，这还有什么高尚和迷人可言，简直卑鄙！”
可是，当克雷莫夫依旧带着听他说话时一样阴沉的脸色说出一番话时，他又重新陷入混乱。
“因为我们是亲戚，我可以告诉您：布哈林和暗探局现在和将来都装不进我的头脑里。”
突然，斯特拉姆对自己，对妨碍人们正当做人的那股力量感到极大的愤恨，他狂怒地叫喊道：“天哪，我不相信这种恐怖！这些审判是我生活中的一场噩梦。为何他们要招认，干吗他们要招认？”＿
但克雷莫夫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他已经说得够多的了……
坐着。
“没人，没人理解，这一切使我多么痛苦。”她轻声说。
只有她一个人知道，1937年和全盘集体化的残酷行为多么令他厌恶，他心灵是多么纯洁。但她一个人知道，他的刻板、他对政权的顺从是多么厉害。
因此，他在家里才那么任性、那么的颐指气使。他习惯于让玛申卡给他擦皮鞋，暑天给他用手帕扇风，郊外散步时用树枝给他赶脸上的蚊子。
大学最后一年级时，一天，斯特拉姆突然对自己的同学说：“根本没法读，甜言蜜语，无聊透顶。”说着把一期《真理报》扔在地上。
啊，直言不讳的谈话那奇异而明显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们为了说出某些大胆的、毫无顾忌的话语曾付出了多么可怕的代价。
多少次，斯特拉姆夜晚躺在床上，谛听街上汽车的喧闹声。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光着脚走到窗前，撩开窗帘。她望着，等待着，然后悄无声息地（她以为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睡着了）走至床前，躺下。早晨她问：“你睡得怎么样？”
“谢谢，
刚说过这句话，恐惧感就笼罩着他。他拾起报纸，把它抖落干净，脸上露出卑下的笑容。许多年过去了，每当他记起那卑贱的笑容，心里就老大不痛快。
几天后，他把《真理报》递给那个同学，兴致勃勃地说：“格里什卡，读读这篇社论，写得棒极了。”
那个同学接过报纸，同情地对他说：
“可怜的维佳是个胆小鬼。你以为，。我去汇报了、吧？”
那时候，还是个大学生的斯特拉姆向自己保证要么保持沉默，不说出危险的想法；要么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要畏怯6但他未能履行诺言。他经常失去谨慎，头脑一热，就“胡说八道”，而一说过不恰当的话，又往往失去勇气，开始去熄灭点燃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