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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是纯粹工人出身，父亲是工人，爷爷是工人。我的履历，一清二白。可结果呢，这些在战前同样对我不管用。”
“怎么不管用？”达伦斯基问。
“在工农国家里对贵族哪怕采取了些慎重手段，我并不认为是官僚主义。可是，战前为什么要抓住我一个工人的后脖领子呢？
我记不得是罚我上水果蔬菜公司拣土豆了呢，还是罚我去打扫了街道。就因为我批评了上司，说他把住所搞得太漂亮了。可我恰恰是从阶级观点出发提出自己意见的。瞧，他们就给我点厉害瞧瞧。以我看，这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主要恶果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工人蒙受到痛苦。”
达伦斯基立刻感觉到，交谈者在自己这番话里涉及到了某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他所提出的令他激动不安和心灵痛苦的东西，并不是由于他的习惯或习性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是他感受到了某种不可言传的美好事物：不看人脸色、无所畏惧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争论那些令理智感到焦急不安的问题，争论那些正是由于令人焦急不安而使他从未同任何人谈起过的问题，这时他感到了幸福。
但是，在这里，在地板上，在简陋的小屋里，在深夜同质朴的、喝醉酒又清醒过来的军人的交谈中，他一面感到自己周围那些从西乌克兰来到这片沙漠的人们的存在，一面感到一切仿佛都是另一种样子的。人与人诚挚的交谈本是普通的、自然的、可期望的、不可或缺的，但却是难于达到的、不可思议的。如今它实现了！
“您有什么不对？”达伦斯基说，“资本家不许穷人进参议院，这是必然的，但如果穷光蛋变成了百万富翁，他们是会让他进参议院的。工人出身的福特家族就进去了。在我们这里，不许资产阶级和地主进领导岗位，这完全正确。但如果仅仅因为一个人的父亲或祖父是富农或神甫，不管他干活多么勤快，就把犯罪印记？打在他的脸上，这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这里不存在阶级观点问题。您以为，我在自己的劳改营里受折磨期间没遇见过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和顿涅茨矿工？多得很！我们的官僚主义之所以可怕，就①原出自《旧约》，亚当之子该隐杀了自己兄弟亚伯后，上帝在他脸上做了记号，以示惩罚。
在于你以为，这不是国家机体上的肿瘤，肿瘤是可以切除的。它可怕就可怕在你以为，官僚主义就是国家。可战争期间谁也不想为人事处长去死。任何一个奴颜婢膝的人都可以在申请书上写上‘不准’二字，或是把士兵的遗孀撵出办公室。可为了撵走一个德国人，却需要坚强的、真正的人“的确。”鲍瓦说。
“我不是在抱怨。深深鞠躬，深表谢意。真是谢谢！我很幸运！我心情沉重是因为另一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