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个子军需员穿一双沾满尘土的充气革高筒靴，双手通红，好像洗衣女工刚在凉水里洗完衣服似的。他站在格特马诺夫面前，不住咳嗽着。
诺维科夫觉得他有点可怜，开口说：
“政委同志，我们一起到别洛夫那里去一趟吧？”
战前，格特马诺夫就被认为是一个善于搞群众工作的出色领导人。他一跟人交谈，大伙就开始笑，他那些通俗生动的语言和粗话立刻就消除了州委书记和一个穿工作服的大老粗之间的区别。
他经常过问日常生活问题，工资是不是迟发了，乡村商店和工人合作社里有没有紧俏商品供应，集体宿舍供暖情况是否好，集体农庄田间宿营站的伙食安排得怎么样。
以继夜向前猛冲，把敌人的战斗部队和抵抗枢纽部拋在身后呢？能否冒着风险，把自己的正面、背面和两侧置于易受攻击的位置，一个劲地向前猛冲、头脑里只有拼命追击的强烈欲望呢？不，他不是这样性格的人。
四周的一切还留有已经消退的暑热的痕迹，但奇怪的是空气却是那么凉爽。坦克兵们正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有的把小镜子靠在炮塔边上，坐在装甲上刮脸，有的在擦拭武器，有的在写信，有的在铺着雨布的地上玩“接龙”，一大群人在女卫生员身边傻站着，打发时间。在这幅辽阔天空下和广袤大地上所呈现的日常生活图景里，充满了一种黄昏时分的忧郁。
这时，营长一面朝走到他们跟前的首长们跑去，一面拉平身上的军上衣，刺耳地嚷嚷：“全营立正！”
诺维科夫好像反驳他似的回答说：
“稍息，稍息。”
他同中年的工厂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们的交谈尤其朴实融洽。大家都喜欢他，都说书记是人民公仆。他喜欢十分严厉地挑那些管供应工作的、管工人生活的和集体宿舍管理员们的刺，而如果需要，他也挑工厂厂长和拖拉机站站长们的眼，只要他们忽视劳动者的利益。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本人也在车间里当过钳工，工人们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但在自己的州委办公室里，他经常关心的是自己对国家的责任，莫斯科的不安就是他最大的
政委边走边叨叨，他的身后传来笑声，坦克兵们互相使着眼色，脸上显得十分快活。
政委问，离开乌拉尔姑娘过别离生活滋味怎么样，能熬得住吗？信纸用得多吗？《红星报》送到草原及时吗？”
政委责怪军需员：
“今天坦克兵们吃什么？昨天吃什么？前天吃的又是什么？你同样也是吃了三天大麦米粥和青西红柿吗？去，把炊事员叫来，”他在坦克兵们的哄笑声中说，“让他说，军需员让准备了什么午饭。”
他仿佛用自己问坦克手们的日常生活问题来责备战斗指挥员：“你们考虑的难道除了技术还是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