漉的，在阴霾的光线下苍白、光洁如塑料。我的个子比通常要矮，矮得像个侏儒，紧紧傍着她的腰间走。她的一只手垂搭在我肩头，五指纤细似钩。
我总想抬头看她的脸，可看到的只是透射着日光形成一片淡蓝晕芒的伞穹和银亮的放射开来的不锈钢伞骨，一个浑圆多肉、粉红娇嫩、不住颤动的下巴的整个视野内处于不可逾越的中心位置。雨天的冰凉至今仍留在我裸露的皮肤上。
剩下的就是一些关乎我个人的记忆：我打开一间空荡无西的房门，蹑手蹑脚的屋里走，拿走压在凉水瓶下的几张小面额钞票。从和钞票压在一起的纸条上写的字看，这钱是母亲留给孩子订奶的。我大概还偷过一只上海“宝石花”半钢手表，用三十块钱卖给了一个人，到底是谁我忘了。
我那时非常需要钱，我后来再没那么穷过；一文不名，又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我用那些钱请米兰和我的朋友们吃冰激凌。我们不能老让米兰掏腰包，虽然她很乐意，并没有现在一些披金戴银的时髦女孩的小家子气。我在最潦倒的时期确实吃过一段软饭，吃得还挺顺嘴，差点毁了我。但你起码可以知道，我曾付出了多么真挚的努力那么一种惊险的方式来使自己更有点男子气。我们那时常吃的只是一种画着冰山的蓝盒冰激凌，现在这种牌子的价廉物美的冰激凌已在市场绝迹。我们都很爱吃西单商场楼上冰室出售的一种碟盛的奶油冰激凌，一球冰激凌上浇上厚厚一坨甜奶油，后来我在上海吃到“掼奶袖”和那味道很相近。虽然这种奶油冰激凌一直只卖五角钱一份，可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天天可以享用的。如果能到位于东风市场的“和平人餐厅”去吃上一份拌有水的冰激凌“三德”和“雪人”那就是莫大的奢侈了，相当于现在到大饭店吃上一餐日本菜喝上一瓶英国酒洗上遭芬兰浴。
这个两层楼的西餐馆不久便被一把火烧掉了，几年之后才在金鱼胡同的一平房里重新开业，后来又拆掉了，在旧址上盖起了“王府饭店”。我承认，冰激凌可能没窝头重要，但对有的人来说，“宁肯不吃窝头饿饿着肚子也要吃冰激凌。”那个时候资产阶级还在国门之外觊觎我们呢。我对米兰那些日子的印象如此丰富，那么密实，环环相接，丝丝入扣，甚至重叠交织，分隔不开，想来那段时间我们是经常见面的。为什么我还会有难以排遗的寂寞心情和压抑不住的强烈怀念？为什么我会如此激动？如此敏感？如此脆弱？平日同空见惯一向无动于衷的风景、世想，乃至树叶的簌响，鸟类的呢喃，一朵云的形状，一枝花的姿态，一个音符，甚或一籁俱寂都会使的深受感动，动辄热泪盈眶。
难道万物突然有灵了么？
我爸爸和部里的其他一些参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