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小说家，”科尔夫人说，“我写的不是回忆录
带着四岁孩子出国旅行必须考虑到各种在国内无须考虑的问题，连橘子汁的味道（甚至颜色）都必须解释给孩子听，羊角包也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此外还有马桶的冲水设备、冲水方式和冲水时发出的奇怪声音等等。虽然孩子已经学会了自己上厕所，但有些马桶他怎么都不肯用，露丝很恼火。而且格雷厄姆虽然不知道什么是时差，却难以适应时差，他还出现了便秘，却不知道这是他拒绝吃饭的直接后果。
在伦敦，因为汽车靠左行驶，除非到附近的小公园去，露丝不会让阿曼达和格雷厄姆过马路，男孩和保姆被限制在了酒店周围。格雷厄姆发现康诺特饭店的床单是浆洗过的，于是好奇地问：“浆是活的吗？摸起来像是活的。”
当他们离开伦敦前往阿姆斯特丹时，露丝很希望自己能有阿曼达一半的勇气，这个直率的女孩办成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格雷厄姆适应了时差，不再便秘，也不害怕外国厕所了——露丝怀疑，入世之后，她连过去对儿子的威慑力都找不回来了。
以前，她会因为采访者没有看过她的书而勃然大怒，现在却只会生闷气。花了三四年写小说，然后还得浪费一个多小时和不愿花时间读它的记者谈话……好吧，如果这都不算缺乏自信，怎样才算？（而且《我的最后一个坏男友》也不是什么长篇小说。）
露丝甚至一反常态地容忍了别人多次提出那个可以预见，却与她的新作无关的问题：她是如何“适应”独居生活的，独居的实际经验跟她上一本书中的相关描写是否矛盾？
“不矛盾，”以科尔夫人自居的露丝说，“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一样糟糕。”
阿姆斯特丹的记者提出的问题也不难预料：他们想知道露丝是如何在红灯区搜集资料的，她是否真的躲在妓女的衣橱里，旁观妓女接客？（没有，露丝回答。）她的前一个坏男友是荷兰人吗？（绝对不是，作者声称。但即使在这样回答的时候，她的眼睛也在搜寻维姆，她认为他早晚会出现。）文学作者怎么会对妓女感兴趣呢？（露丝说，她个人对妓女没兴趣。）
大多数采访者都说，露丝竟然选择红灯区作为研究对象，真可惜，这座城市难道没有别的吸引她的地方吗？
“与地域无关，”露丝告诉采访者，“《我最后一个坏男友》不是一本写阿姆斯特丹的书，主要人物不是荷兰人，荷兰只是故事的背景之一。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事情促使主人公改变了她的人生，我感兴趣的是她的人生，尤其是她改变人生的愿望，许多人会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决定做出改变。”
可以预见，记者随后问她：你遇到过这样的时刻吗？以及：你做出过怎样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