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耸耸肩，觉得我这是在吹毛求疵。“那又怎样？”他说。“这是份报纸，不是吗？其实，我是个作家。如果一个作家无法让自己的文字发表出来，那么这个作家有什么用？听着。”他抬起一条腿，搭在我办公桌边上——他太矮了，很难优雅地做出这个姿势，但是他有力的说理帮他成功地做到了。“听着，麦凯布。你还是个年轻人。我想跟你说点事。知道我已经写了多少本书吗？”现在他的手伸出来开始表演，因为它们迟早会这样的
作的愿望。我丢了某都市日报的工作几周后，就在那里工作，直到来年春天一家大型图片杂志社解救了我，至今我还在这家杂志社工作。其他人有其他的解释，像我一样，他们花很多时间讨论：这儿真是啰里巴嗦、添油加醋讲自己倒霉事的好地方。
利昂·索贝尔在我之后不到一个月加入了编辑部，从克拉姆领他进到编辑室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他会与众不同。他站在凌乱的桌子中间，脸上那神色仿佛一个人在巡视他即将攻占的新战场，克拉姆把我们一一介绍给他（忘掉了一半人的名字），索贝尔夸张又煞有其事地跟大家握手。他约莫三十五岁，比我们大多数人年纪要大，个头很矮，神情肃然，一头黑发似乎从他头骨上炸开来，薄薄的嘴唇，一本正经的脸上有些疙疙瘩瘩的粉刺疤痕。说话时眉毛总在动，而他的眼睛，与其说洞悉一切，不如说急着想要洞悉一切，从来不会离开听众的眼睛。
关于他，我所知的第一件事是他以前从没做过办公室的活：成年后，他一直干的是钣金工。而且，他来《劳工领袖》，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是出于需要，相反，用他的话说，是出于原则。事实上，为了来这里，他放弃了一份几乎是这里两倍薪水的工作。
“怎么啦，你不相信？”他在告诉我这个之后问道。
“嗯，不是，”我说。“只是我——”
“也许你以为我疯了，”他说，脸上挤出精明的微笑。
我想辩解，可是他不让。“听着，别着急，麦凯布。我早就被人叫做疯子，它对我没什么影响。我太太说，‘利昂，你应该想得到，’她说，‘人们根本不会理解，一个人对生活的要求不仅仅是钱。’她是对的！她是对的！”
“不，”我说。“等等。我——”
“人们觉得你只能在以下二者中居其一：要么你是条鲨鱼，要么你只得躺在那里，任鲨鱼活生生地把你吃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我，我是那种会走出去，的人。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不是疯了？好吧。”
“等等，”我说。我试着解释，我压根不反对他为社会正义斗争，如果他脑子里有这种想法的话；只是我觉得《劳工领袖》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他的事业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