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短粗的拳头伸到我鼻子下，并在那里晃荡了片刻，然后爆发成一丛僵硬、颤抖的手指丛林——只有一只手的大拇指没有伸出来，还弯在掌心里。“九本，”他说，两手又垂到大腿两侧，在他再次需要它们之前在那儿休息。“九本。小说、哲学、政治理论——涵盖所有领域。没有一本出版。相信我吧，我写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相信，”我说。
“所以，最后我坐下来想：答案是什么？我这样想：我的书，它们说的全是真相，这就是麻烦所在。真相是样可笑的东西，麦凯布。人们想看真相，可真相只有出自他们知道名字的那些人之口，他们才想看。我说得对不对？那好。我想，如果我想写这些书，首先我得让自己成名。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别无他途。你知道吗？麦凯布，我写最后一本书花了两年时间？”两根手指弹出来，说明这一点后，又收了回去。“两年，每晚工作四五个小时，周末一整天。你应该听听我从出版商那里得到的废话。市里所有该死的出版商。我太太哭了。她说，‘可是为什么，利昂？为什么？’”此时，他的嘴唇抿得紧紧的，牢牢贴住小而发黄的牙齿，他一拳砸在放在大腿上的另一只手掌里，随后放松下来。“我告诉她，‘听着，亲爱的。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他带着恬静的喜悦朝我笑笑。“我说，‘这本书讲了实话。这就是为什么。’”接着，他朝我挤挤眼，腿滑下我的办公桌，腰板挺得笔直，自信满满地走了。他穿着件脏兮兮的运动衫，黑色哔叽裤管松垮垮地晃荡着，屁股那里磨得发亮。这就是索贝尔。
他花了些时间才适应工作，放松下来：大约在第一周，他不开口说话的所有时间，都在满腔热诚、全力以赴地工作。他担心工作没做好，会让执行主编芬尼[1]之外的所有人都不安。像我们其余人一样，索贝尔有张本市十二到十五家工会办公室的清单，他的主要工作便是与它们保持联系，把它们发布的一点点新闻写成捧场文章。按惯例，并没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可写。通常的报道，连同一个通栏标题也只有两到三段：
管道工成功
加薪3分钱
或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可是索贝尔像写十四行诗一般仔细创作，稿件交上去后，他坐在那儿焦虑地咬着嘴唇，直到芬尼抬起一根食指说：“索贝尔，过来一下。”
于是他走过去，站在那里，芬尼吹毛求疵地指出一点小小的语法错误时，他就抱歉地点头。“永远不要以一个介词结尾，索贝尔。你不能说，‘给管道工们新的讨价还价的理由。’你要说，‘给管道工们新的理由去讨价还价。’”[2]
芬尼很享受这种说教。可恶的是，在一个旁观者看来，索贝尔用太长时间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