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别人凭直觉就能知道的事：芬尼是个胆小鬼，只要你抬高嗓门，他就会软下来。这是个脆弱的神经质男人，兴奋时，他会流口水，用手指梳理他那油腻腻的头发，结果手指把他的发油，就像他的一丝人品一样，传播到他碰触的任何东西上：他的衣服、他的铅笔、他的电话，还有他的打字机键盘。我猜他当执行主编的主要原因是其他人不愿意忍受克拉姆对他的那种欺辱：他们的编辑会议总是从克拉姆的咆哮开始，克拉姆从他的格子间后面吼道：“芬尼！芬尼！”芬尼像只松鼠似的马上跳起来，急匆匆地跑进去了。于是，你听到克拉姆冷酷而单调的质问声，还有芬尼气急败坏哆嗦着的解释，最后总是以克拉姆一拳打在他的办公桌上结束。“不，芬尼。不，不，不！你怎么回事？要怎么跟你解释，你才能听懂？好吧，好吧，滚出去，我自己来做。”一开始，你会想，芬尼干吗要忍受这个——没人需要一份这样糟糕的工作——可是答案就像事实摆在那里，《劳工领袖》只有三篇署名文章：一篇是来自报业辛迪加[3]的毫无新意的体育特写，一篇呆板无聊的专栏“今日劳工，作者：朱利斯·克拉姆”，这篇文章占了整个社论版，报纸最后还有一篇两栏的带框文章，标题是：
百老汇直击
作者：韦斯·芬尼
在文章左上角甚至还有指甲大小的作者照片，他头发抹得油光锃亮，自信地露齿而笑。文章尽量从劳工角度出发，东指西戳地写点东西——比如，来上一段关于演员工会的报道，要不就是后台工作人员工会——可是大多数时候，他开门见山，以两三名真正的百老汇及夜总会专栏作家的笔法写道：“你听说过科巴[4]里的当红女歌星吗？”他会问那些工会头头；接着他告诉他们她叫什么名字，还有两条按语，一条淘气地写上她的胸围臀围尺寸，一条简单地说明她“来自”哪个州，他会这样结束：“全城沸腾，人们蜂拥而至。他们断言，对此本编辑部全体同仁一致同意：此位女士很有品位。”没有读者会想到韦斯·芬尼的鞋子需要补了，也想不到他会没有任何免费门票，除了看场电影或蹲在自动快餐店[5]里吃上一个肝泥香肠三明治外，他从不外出。他用业余时间撰写专栏，挣点外块——那数目，我听说是一个月五十美元。因此这是彼此满意的交易：花一笔小钱，克拉姆绝对奴役着他的受鞭伴读[6]；受点小折磨，芬尼可以把剪报粘在剪贴簿上，把《劳工领袖》上的所有垃圾剪下来扔进他带家具的房间里的废纸篓里，睡前小声说个不停，直到睡着，再做个彻底自由的美梦。
不管怎样，就是这个人，可以让索贝尔为他的新闻报道中的语法问题而道歉，看着这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