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常出去，”她说，“现在。”一阵咳嗽袭来，来得正是时候，使她可以不用再说下去。尽管回避事实并不是她的习惯，但咳嗽过去后，她已经想出了新话题。“你在写新书吗？”她问道，口气就像是在与不认识的人——人们在鸡尾酒会上碰到的那种不认识的人——说话一样。就连第一次见面我们一起喝着南非雪利酒的时候，她也没问过这样的话。
“当然。”
“你的上一本书我不太喜欢。”
“那段日子里写东西就是一种挣扎——心思平静下来……”其实我还不如说“心思纷乱起来”。
“有时候，我害怕你又会钻到过去的想法里面出不来——我指我讨厌的那种想法。有的男人会这样。”
“不过我还记得，您喜欢叫一份大杯的拉格啤酒。”
“你记性真好，阿尔弗雷德。”看到萨拉还记得自己的名字，服务员开心地笑了。萨拉总有同服务员们搞好关系的诀窍。
端上来的饭菜打断了我们乏味的闲聊。一直到吃完饭以后，她才透露出一点来意。“我想要你同我一块儿吃午饭，”她说，“我想问问你亨利的事情。”
“亨利？”我重复道，尽量克制着，不让声音里流露出失望的语气。
“我为他感到担忧。那天晚上你觉得他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反常？”
咳嗽显得过于剧烈：她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咳得很厉害啊。”
“噢，没关系，真对不起。”
“打车吗？”
“我还是宁愿走路。”
“写一本书得花上我一年时间，如果为了报
“我没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啊。”我说。
“我想问问你——哦，我知道你很忙——你能不能有时候来看看他。我想他很孤独。”
“同你在一起？”
“你知道，他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我，多少年来都是这样。”
“或许他已经开始注意到你什么时候不在了。”
沿着仕女巷左边的马路往北走，会看到一个前面马路上铺着阴沟盖的门道。我们默默无语地走过门道。第一次同她一起吃饭时，我问她亨利的生活习惯，而她对我的兴趣产生了好感。饭后去地铁站的路上，我在那个门道上笨手笨脚地吻了她。我不知道自己为何那么做，或许只因为当时脑海里浮现出镜子里看到的那一幕的缘故吧，因为我并没打算要同她做爱——就连再去看望她的打算都没有。她太美了，在我心里激不起可以亲近的念头。
落座后，一个早就认识的服务员过来向我打招呼：“您好久不来了，先生。”我听后真希望自己刚才没对萨拉说那句假话。
“噢，”我说，“我现在在楼上吃午饭了。”
“您，太太，也是好久……”
“差不多有两年了。”萨拉用那种有时候让我感到恼恨的精确性回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