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她难免也想，自己当年的不计较，是否意味着是一种迂腐？如果当年稍微表示一下对级别的重视，组织上是会考虑的。现在的副部级待遇就不必特批了，好像如今某些副职干部名片上印着正职级别似的，名不正言不顺，有点儿闹心。
这种想法她只对女儿一个人说过，连对女婿周秉义都没说过，怕女婿内心里看低自己。女儿倒是很开通，劝她想想自己那些为g,m牺牲了的战友。即使这种话是由女儿口中说出，还是让她脸红了好一阵子。
她那一批干部与如今干部有一点不同，他们因待遇问题心理不平衡时，有牺牲了的战友们比着。只要肯比，一比就没情绪了。
对秉义这个女婿，金月姬没见到时心理上是抵触的。
“你也太没底线了吧？妈知道你当年受爸妈牵连吃了不少苦，但是再苦，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妈不是在监狱里都挺过来了吗？不就是由高干女儿变成‘黑五类’女儿了吗？不就是当了几年知青吗？比你爸妈当年干g,m还苦？说到底是你不够坚强。如果够坚强，能守住择偶的起码底线，挺到现在选择的标准不就又可以高起来了吗？找个什么样家庭的不行？偏往边边角角的地方找！光字片那种地方妈是听说过的，那种地方的普通人家里能出多么优秀的青年吗？不见面，妈也能估计到你嫁了个什么样的丈夫！”她对女儿择偶的失望没法掩饰。
去，逆来顺受地当他们的老勤务员。
她那么做也是真心诚意的，为的是刷洗“红色寄生虫”这一耻辱。对于她，那种比喻如同烙在她身上的无形“红字”，是所有批判词汇中最让她深感不齿的。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后来她的丈夫猝不及防地卷入了所谓共和国第一大案。她和丈夫先后锒铛入狱，分头关押，十年间互相不知死活。
她和女儿郝冬梅一样，也是在“w.g”结束、自己重获自由之后，才知道自己丈夫已被迫害致死……
一九八七年，当了几年挂名的省委顾问以后，她彻底退休了。唯有母亲和岳母两个身份，对她来说才有实际意义。
冬梅则不解释，不分辩，更不争论，静静听着，默默一笑而已。
见了秉义，她的态度转变了
她以正厅级的干部级别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是组织部门特批的——再也没有人质疑了。
“老太太从建国初就该享受那点儿待遇的，人家亏了好多年，早该给人家补上的！”
“人家是豁出命来抗日过的，这是如今的厅级干部没法比的，是该由国家好好供养起来。”
“据说陈赓大将有资格授元帅衔的，谦让了。人家老太太当年也一样，高风亮节哩！”
传到她耳中的，多是以上这类话。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道既变，人道也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