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或许还记得，尽管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但我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孤身一人。我还有一个母亲。她一直生活在传说中。她的存在，对我而言，也可以说就是不存在。我一会儿听人说她在合肥，一会儿又到了什么襄樊。随着那两位负责外调的军人的到来，我终于知道，她如今就在南京。
如果说，在这么多年的岁月中，我很少想起她来，那当然不是事实。不过，我有自己对她的记忆方式——那就是遗忘；我也有自己渴慕她的方式——那就是“只当她死了”的冷漠与憎恶。在父亲下葬的前一天，我曾问过老福奶奶，假如我母亲听说父亲过世了，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会不会突然回来？那时，老福奶奶正和老鸭子、马老大她们几个，在我们家门前的灵棚里张罗着做丧服。她扭过头来，用一种既悲悯又吃惊的眼神望着我，似乎在说：“你这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她还是擦了一下眼泪，朝我笑了笑：
“没准吧。”
应当说，在那段悲惨的日子里，正是期望着母亲突然从天而降的幻想，多少减轻了我的悲哀和恐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得到过她任何准确的讯息。每当看见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沿着风渠岸边的大道，一路颠跳着来到村子里，我也曾怀着一个收到母亲来信的可笑梦想。她从来没给我写过一封信。可是现在，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这个被人尊称为“首长”的女人，不知怎么就忽然想起来，她还有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儿子。她用军用吉普派来了神秘的使者，要接我去南京同住。全村的人都在替我高兴。老人们得到这个讯息，都无一例外地抹起了眼泪，用老福奶奶的话来说：
“毕竟是母子连心。老天爷终于开眼了。”
我不知道，这事是福是祸，也不知道应当为此事感到高兴还是悲伤。我这个人，从未出过远门，对于村庄以外的人和事，都感到莫名的畏惧。我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似乎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打个比方说，一只在黑暗的罐子里孵卵、长大、老死的蛐蛐，一旦跑到了炽烈的光线下，是好是坏，我也说不清。另外，当我意识到自己即将这个村庄时，一种陌生而强烈的依恋之感，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就像一枚看不见的铁钩子，紧紧地钩着你的皮肉，牵着你的心。
请原谅，我这里扯远了。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在我母亲决意将我“召回”之时，我对这件事情的疑虑和冷漠，与村里人众口一词的艳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的郁郁寡欢和前途未卜的不安，很快就抵消了最初的那点可怜的虚荣。甚至，在我内心，我宁愿此事未曾发生。
依照本乡自古以来的风俗，腊月二十九这一天，是家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