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过的关于民族主义的书中，有瑞士圣加仑大学（UniversityofSt.Gallen）卡斯帕·希尔施（CasparHirschi）教授的《民族主义的起源——从古罗马到近代早期德国的另一种历史》（TheOriginsofNationalism:AnAlternativeHistoryfromAncientRometoEarlyModernGerman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2）。这本书讨论了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古渊源，认为中古时代所继承的古典遗产之一罗马帝国主义，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发生准备了营养和温床，而且文艺复兴时代的许多人文主义者，其实就是最早的民族主义者。这个研究对古典、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连续性进行了新的诠释，给我的启发之一就是，如果民族主义是在罗马帝国主义传统之内孕育生成的，那么民族主义传统自身也并非不可能作为一个母体，孕育生成一种新传统，作为对民族主义的叛逆、否定、扬弃和取代，成为人类社会的新价值、新规范。在这个意义上，从民族主义时代的历史学母体中，也可以孕育出超越民族主义史学的新历史学。
当然，强调民族主义是一种近代意识形态，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的否定和批判。美国著名记者乔治·威尔（GeorgeWill）说过：“人们把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归罪于民族主义，可是民族主义不一定就意味着军国主义。而且，民族—国家正是自由（liberty）得以诞生的实验室。”对民族主义研究有卓越贡献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和其他论著中，从不掩饰他对于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情。如果说近代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和挣脱殖民枷锁的历程是某种程度的“解放（获得自由）”，那么必须承认民族主义在其间发挥了杠杆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庞杂复合体的民族主义，其内含的某些本质因素在不同环境和不同时期的极端发展，早就,bao露出危险甚至疯狂的面目。19世纪后期以来对民族主义的谴责、指斥，是先知先觉者们敲响的警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知识界痛定思痛，开始对民族主义进行全面的反省和批判。这些反省和批判大多会兼及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批判。
对历史学来说，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1945年发表的《论民族主义》（NotesonNationalism）之所以是一篇重要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