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南(ErnestRenan)在1882年著名演讲《民族是什》(Qu'est-cequ'unenation?)中说:“遗忘,或称之为故意搞错历史,乃是民族创建关键因素,职是之故,历史研究进步常常会对民族性(原则)构成威胁。”勒南相信,如果把那些错误历史论述纠正过来,那,民族神圣性就会大大降低,国家以民族名义所进行种种侵略性、攻击性安排就会失去正当理由。勒南看到历史学在民族主义兴起中所扮演角色,但仍然认为阻止民族主义极端发展还必须寄望于“历史研究进步”。
与勒南期望相反,那时及之后很长时期历史学正在民族主义大旗下所向无敌。研究欧洲早期中世纪史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Geary)在其名著《民族神话——欧洲中世纪起源》(TheMythofNations:TheMedievalOriginsofEurop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2)中,对民族主义史学负面影响有段尖锐而沉重批评:“现代史学诞生于19世纪,其孕育与发展,都是为欧洲民族主义服务。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个工具,欧洲各民族历史书写取得巨大成功,但也使得们对过去理解变成个富有毒害垃圾场,塞满族群民族主义毒物,其毒性已深深渗入社会大众思想意识。”欧洲如此在先,其他各洲跟进在后,虽然在具体形态和发生时间上各有特点,但“族群民族主义毒物”同样深沉地浸润在各国历史书写之中。
然而,勒南对“历史研究进步”所寄予期望并非厢情愿。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史学确发生勒南所期望那种变化。在民族主义研究方面享有盛誉霍布斯鲍姆(EricJ.Hobsbawm)于1991年11月应美国人类学协会之邀,作题为《今日欧洲之族群与民族主义》演讲(EthnicityandNationalisminEuropeToday,inAnthropologyToday,vol.8,no.1,February1992)。霍布斯鲍姆在演讲中说:“历史学家有关民族主义和族群写作必定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带来爆炸性冲击。”他还说:“历史学家之于民族主义,恰似巴基斯坦罂粟种植者之于海洛因瘾君子:们向市场提供基本原料。缺乏过去民族不成其为民族,使民族成为民族正是过去,使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敌对得以合理和正当也是过去,而历史学家就是过去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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