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可以理解，突厥当然就从后来各政治体的历史活动中永久消失了。可是与蒙古高原形成对照的是，突厥帝国虽然不复存在了，“突厥”作为一个通称性认同，却在原西突厥控制区的游牧社会里凝聚下来。很可能，这种由特定政治体专名向人群通称的转变，并不是由取代了西突厥的各游牧政治体主动完成的，而是原西突厥所控制、影响和对抗的各定居社会坚持称呼草原游牧人为“突厥”造成的，即由西突厥的自称，变成定居社会对西突厥时期及其后特定游牧人群的他称，最终为这些游牧人接受为通称。而这种特定称谓的通称化，也得益于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条件，就是西突厥统治部族使用的语言，与汗国治下各主要部族使用的语言，有相当程度的亲缘关系。近代语言学家把这些明显有着亲缘关系的语言，用他们的族群通称来定名，称之为突厥语。
杭爱山主峰，即古之于都斤山，现在仍是蒙古国四大圣山之一
突厥贵族墓前的杀人石长列
突厥语、蒙古语（Mongolic）和满—通古斯语（Manchu-Tungusic）是阿尔泰语系的三大语族，分别包含多个语种。当前的突厥语族之下，包括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吉尔吉斯语、图瓦语、乌兹别克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塔塔尔语、巴什基尔语等，一共有三十多种，总人口在两亿左右。这些突厥语相互之间的远近关系各不相同，但总起来说有高度的亲缘性。研究这种亲缘性是如何形成的，对理解突厥历史至关重要。一种受到普遍欢迎的理解就是，这种亲缘性突厥人迁徙、扩张并最终在中亚西亚广大区域内居留下来的历史结果，现代各种突厥语衍生自同一个古老的古突厥语祖先。近些年的研究表明，这种研究可能过于简化了。和汉语的所谓方言的形成历史一样，突厥语族各语言的形成，是中亚非突厥语人群经历突厥化之后，以自己原有的语言和文化作用于突厥语而生成一种新型突厥语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不能把突厥语族的两亿人看成一个共同祖先人群的生物后代，更不能以浪漫化的民族迁徙来解释当前突厥语人口在欧亚世界的分布。
所有现代突厥语国家中，只有土耳其是以Türk为国名的。土耳其的国名TürkiyeCumihuriyeti（土耳其共和国），其中汉译为“土耳其”的Türkiye，就是以Türk加上领有、所属意义的后缀-iye构成的一个词，意思是“突厥人之地”。历史上以Türk为名的国家、帝国或其他类型的政治体，通常是一种“他称”。比如里海和黑海地区的可萨（Khazar）就被拜占庭称为Türk。拜占庭后来又称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