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说明，本文讨论的华夏文明，是指商周以来以汉字为主要书写手段的社会体。虽然社会体并不总是与政治体相重合，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社会体的盈缩变化主要是由政治体的兴衰变化决定的，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社会体本身就是由不那么连续和不那么稳定的政治体创造出来的。因此，对文明体和社会体发展状况的描述，势必在很大程度上以政治体的发展为背景。其次，这里要谈的所谓“边界”，有时并不是切实可见的空间存在，或者毋宁说，它仅仅是一个亦此亦彼的混合地带，在此地带，华夏文明与其他文明共存共生。当然，政治体以军事力量制造的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边界与这种文明体的边界通常并不重合，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华夏文明虽然被称作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但创造出这一文明的那个人群（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政治体）并不是非常古老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年轻的。研究汉语史的一些学者发现，汉语是一种混合语言，可能是在中原地带交汇的各语言，特别是古南澳语、古阿尔泰语和古藏缅语持续接触的结果。也就是说，华夏社会体的起源（如果可以用起源这个很不可靠的术语的话），是来自不同方向的人群在今天黄河中下游之间（河南中部、山西南部及陕西东部）发生某种充满活力的接触的结果。就是这一个年轻的社会体所代表的文化体，率先在亚洲东部孕育出了高级的文化形态，即文明，从而使这一群体对周边各语言各族群具有了发展优势，决定了周边各语言各族群逐渐被蚕食、被消融以至扩充到华夏文明体之中的历史命运。表现在语言上，就是汉语人口的持续扩大及其对非汉语人口的淹没。这种汉语人口淹没非汉语人口的历史，既是汉语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汉语人口覆盖地区持续扩大和汉语社会同质性持续加深的过程，同时也是汉语自身诞生、变异和发展的过程。[1]
表现在族群环境上，就是汉语社会与周边族群的区隔日益鲜明和强烈。[2]宏观地描绘周秦之际东亚大陆主要人群的分布状况，应该是这样的：内亚草原的游牧民；东北亚森林地带诸民族，包括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滨海诸州，以及今中国东北全境与长城地带的渔猎民族；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正在急剧扩张的华夏民族集团；汉水、大别山以南至南岭以北的稻作区的诸蛮；南方滨海地带的古代诸越民族。这种各主要族群集团在空间上各自连续分布并覆盖广大地区的格局，到战国后期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观。华夏集团首先在政治上（当然主要依靠军事手段）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原非华夏地区，接着在这些地区开始了华夏化运动。[3]历史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