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华夏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从局部地区和部分人群开始逐渐在空间和社会中扩散的过程。一开始，华夏化地区和人口有如孤岛一般点缀在非华夏的海洋中，可是，历史的基本轨迹却是，这些华夏孤岛一直在成长和扩张，并最终逆转了孤岛与海洋的关系。[4]当然，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无论在非华夏社会的各族群之内还是在同一族群的不同单元之间，华夏化都是以不均匀的速度和幅度，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分阶段进行的。
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我们要说的华夏文明边界的波动。如果以古人常说的“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为中心来看，华夏文明四千多年来在空间上各个方向的成长似乎是相当均匀的。几乎东亚大陆的所有农业区都实现了华夏化，例外出现在朝鲜半岛和越南半岛，而这两个半岛历史上正是华夏政治体多次进入又反复退出的地方，是华夏文明在东亚农业区波动幅度较大的特殊情况（无疑，是可以很好地给出历史解释的）。在非农业地区，由于清朝的帝国构造包容了大规模的多族群多文化的社会与政治单元，从而遗留给现代中国以巨大的北部和西部版图，同时也使得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与传统华夏文明的边界出现了明显的不一致。当然，历史上二者从来就没有过完全一致的时刻，但值得思考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学者注意的是，清朝遗产中这二者间的差异特别突出。
依靠现代中国版图，会产生一种错觉，即认为传统华夏文明历史时期在各个空间方向上的推进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相当的。其实，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看，历史上华夏政治体的扩张和华夏文明的扩展在不同地区是非常不均衡的。在农业地区，首先是北方的华北平原、江淮地区、胶东半岛、关中平原等麦作区，以及长江以南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太湖平原等稻作区，还有西南的成都平原等，早在秦汉之际就被整合进了华夏文明圈。而汉武帝时代的大扩张中，不费什么力气就拿下了瓯越、闽越、南越和西南夷，而同一时期与匈奴的战争不仅耗时长久，而且几乎把汉朝拖垮。究其原因，不仅因为匈奴有骑射优势，而且因为华南广大地区各个族群的政治发育水平都不高，政治体的规模都不大，都不足以动员一支较大的军队来抵抗汉朝偏师之一击。无论是哪些原因起了主导作用，军事征服在南方的成功是如此轻易，使得紧随军事征服之后的华夏化运动的全面完成显得要漫长许多——大约到唐代中期才可以作此判断。当然，在华南全面华夏化之后不久，整个东亚大陆的经济重心也就从华北平原转移到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区了。
相比而言，华夏政治体在北方和西部地区的投入就要大得多，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