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说过”—每个引用的人都要编个出处，自然是少不了的—但没有一条可以确切查证。
于是顺理成章地要问，这句话哪来这么高的“可引性”呢？其实，这是一种“你看，他自己都这么说”的心理状态；既然您把井都凿好了，扔几块砖头进去又何妨呢？在我看来，作家不是足球联赛，不用非得分出级别和名次，我在意的是这句话映衬了毛姆作品里表现的一种迷人的心态。那是一种对更纯粹文艺生命的向往之情。在他几部重要的长篇里，总有两个形象的各种变体，一个是安分于制造文化商品换取在俗世立足的成功匠人，而他的对面，往往御风而行着一个为了诗和远方奋不顾身的伟岸身姿。在《人性的枷锁》（OfHumanBondage）中自传体主人公菲利普·凯里去巴黎学画，圈子里有才华的只有一个叫克拉顿的人，后者说，“画得好不好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不得不画而已”。但凯里知道自己不是这样的，他只不过“手不算太笨”。《月亮和六便士》（TheMoonandSixpence）里，当然有抛妻弃子的高更；《寻欢作乐》（CakesandAle）中，是曲高和寡的哈代；最后在他七十岁那年，写出了一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拉里·达瑞尔，《刀锋》（Razor’sEdge）里那句“你想干什么？”“我想游手好闲。”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我的整个青年时代。在这个短篇集里，你可以看到一则几乎像是《刀锋》练笔一样《巴纳德》，当然，毛姆没有把同样的故事写两遍—他其实写了四遍：二十七岁出版的长篇《英雄》（TheHero），也写了一个归来的战争英雄，也受不了家乡的伦理氛围，也结束了之前定下的婚约。毛姆二十年后又把它写成了一个剧，叫《未知》（TheUnknown）。读毛姆的短篇集，如果你眯起眼站到合适的距离之外，会发现有好些篇目内核是相似的：他对那种粪土社会规范的波希米亚心性有种不能自已的崇拜之情，热爱断和舍，热爱逃离。联想到他自己，青少年时要逃离的是那个冰凉的牧师家庭，那个把他压抑到口吃的寄宿学校；后来是为了逃离婚姻去打仗。多了解些生平自然没坏处，但只要仔细读那些小说，毛姆的纯真，就像他当年逃到海德堡读书时说的一样，整个审美的世界“就像平原一样在眼前打开”。西里尔·康纳利（CyrilConnolly）说：“这个我们最世故的小说家，着迷的却是那些抛弃世界的人。”这种离经叛道的文青气质，在任何时代的普通读者群里，都有致命的魅力。
我的译观很明了，就是把作者想传达给原文读者的体验尽量在译文中复制给译文读者。所以，原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