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在天涯路一家快节奏的餐厅里找了份工，又回去洗盘子了，偶尔有哪个侍者生病我也会顶一下班。我盼望着能再见到恩科玛先生，那个会弹钢琴又会讲故事的家伙，可我在那里没有碰到一个熟人。员工主要是一群牙尖嘴利的女招待——有从北伦敦来的，也有从乡下来的——我见了她们眼睛就转不开了，为了她们跟老板顶嘴的样子，为了她们大笑的样子，为了她们虽然工作辛苦却依然觉得是一种享受的样子。她们比我们这些在厨房里干的地位要高，所以我们几乎不会成为她们的话题。这倒没关系。我可以远远地看着她们，从她们身上学到东西。我在那里工作，位于生意繁忙、一刻不停的餐厅中心让我还有点放不开，而她们那伶俐的口齿和富有感染力的笑声给我带来了欢乐。她们会端着三个托盘从你身边经过，说出对你的建议，而在你结结巴巴地想要回答点什么的时候，她们已经走远了。她们会卷起袖子来向你展示紧绷的肌肉。她们会一下子很冒昧，然后突然又变得冷淡了。有个脑后扎着绿色发带的女孩子在我午餐休息时在一个角落里遇到我，问能不能从我的三明治里“借用一下”那一小片火腿。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肯定是默默地把火腿给她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对我的冒昧露出大吃一惊的表情，跑回去叫了三四个女招待来把我围住，跟着叨叨了好一阵欲望的危险。我即将进入青春期和成年之间那片没有边界的区域了。
几星期后，当我在一所空房子的旧地毯上，当着那位女孩子的面脱光衣服的时候，我发现通向她的路径是看不见的。我所了解的激情依然是一件抽象的东西，上面层层叠叠地覆盖着我还不知道的阻碍和规则。什么是正当的？什么又是不正当的？她躺在我的旁边，一点都没有谦恭与顺从的样子。难道她和我一样紧张吗？而且，这一段的戏剧性不在于我们，而在于我们所处的场景，其中包含了非法进入上的一所房子，用的是她从在房屋中介工作的哥哥那里借来的钥匙。房子外面挂了块“待售”的牌子，里面没有家具，只铺了地毯。当时是黄昏，我只能借助外面的一盏街灯和一串一根接一根点燃的火柴来弄明白她的反应。那些火柴是我们后来在某一片地毯上划燃，用以检查那上面有没有血迹，弄得好像在那里发生过谋杀案似的。这一点都不让我觉得浪漫。奥利弗·劳伦斯的活力与才智让我觉得浪漫，被镖手甩了的那位俄国姑娘，她身上那熊熊燃烧的性的怒火让我觉得浪漫，而且她对镖手的疑心越重，她的美丽就越增添几分。
又一个仲夏之夜。我们在那所的房子里洗了个冷水澡。没有毛巾可以用来擦干身体，就连窗帘都没有一块。她把深色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