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档案和卷宗，评估哪些行动成功达成了目的，哪些也许出了岔子，以及哪些需要重新建档，哪些应该彻底终结给出推荐意见。这种行为被称作“无声的纠正”。
我们所处的其实已经是第二波“纠正”了。我发现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以及伴随着和平的到来，一场坚决的、几乎是末日审判般的审查行动已经开始了。毕竟，有难以计数的行动是公众永远也不宜与闻的，因此大多数关于妥协与让步的证据已经尽可能迅速地得到了销毁——此事发生在全球各地包括同盟国与轴心国的情报机构总部。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在贝克大街特别行动处办公室发生的撤走时的大火。这类故意的火灾事故在世界各地都有。在英国最终离开德里的时候，那些称呼他们自己为“焚烧官”的人承担了焚烧所有妥协记录的工作，在红堡里日以继夜地放火烧文件。
这种掩盖战争真相的本能并不唯英国所独有。在意大利，纳粹破坏了的里雅斯特圣安息日集中营的大烟囱，在这所由米厂改建成的集中营里，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反法西斯的政治犯受到折磨与杀害。同样地，关于的里雅斯特附近山区石灰岩天坑中的万人坑也没有任何记录保存下来，南斯拉夫的党派武装把反对接管的人，或者数以千计从南斯拉夫隔离营里消失的被驱逐者，把他们的尸体都处理在了这里。战争各方都在急急忙忙但又坚决地销毁着证据。在难以计数的手中，任何可能产生问题的东西都被焚烧或切碎了。这样，经过修正的历史才能得以开始。
但真相的碎片还残留在家庭里，或那些几乎从地图上被抹去的村庄里。任何一个巴尔干地区的村庄，我有一次听母亲跟阿瑟·麦卡什说过，都能找到理由报复其邻居——或者任何一个他们确信曾成为过敌人的人——党派武装、法西斯主义者，或我们，同盟国。这些就是和平造成的不良影响。
所以对于我们1950年代这代人来说，要做的工作就是找出会给历史带来麻烦的行动的残留证据，这样的证据依然能在零散的报告和非官方的文件中找到。在这个十二年后的战后世界里，我们埋首于天天送到面前的档案之中，其中有些人觉得，要想能看清谁持有正确的道德立场已经不再可能了。事实上，许多在那个档案迷宫中工作过的人，都在不到一年后就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