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还是身份地位象征,即使从不穿在身上亦然。因此,丝织品既是上层人士织物,也是货币种;在许多地方,可以拿丝织品来抵缴部分税,甚至规定必须如此(约略1600年之前,在中国本土确是如此,明朝皇帝常以大量丝织品赠予蒙古人、其他潜在侵略者,换取彼此和平相处)。因此,朝贡制度虽然明显未将经济利益放在首要考量,却同时协助确立个广大共同市场,赋予该市场共通货币,界定主流品味(此品味有助于打造出值得为其生产供应商品市场),创造时尚、行为两者标准(该市场里上层阶级,借这些标准确认对方是可以交易对象,而不致有损身份地位或冒太大违约风险)。如今,这些功用或许分由许多看似不相关市场参与者(从国际货币基金到圣罗兰公司)来行使,但们并未摒弃其中任何项功用。在贡品贸易集中于北京时代,这种贸易不因仪式化而失却商业意涵,也不因具有通商贸易实质而失却仪式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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