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横行的蛮荒之地。[11]但由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仍在北方，若能把货物运到广州以北很远之处的确便利，尤其是在晚唐政治动荡的时局之下；泉州的繁荣昌盛确乎就发生在唐代与北宋（此后是南宋[1127—1279]）之间的战乱年景中，那时它享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割据政权的庇护。宋室平定天下以后，疏于设立监管泉州贸易的机构，于是泉州的贸易在法律层面是非法的。这也意味着z.府忽略了对外贸易合法时所征收的15%的税款。到1087年宋z.府正式承认这个港口时，它已成为帝国最繁忙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出自阿拉伯半岛到婆罗洲一线的珍珠、香料、棉布、胡椒、珍稀木材、海货以及舶来的食物与药品（比如海参与燕窝）纷至沓来；陶瓷、丝织品、钱币和其他金属制品流溢而出。印度洋与南海之间往来贸易的规模，大到有充足理由在马来半岛开凿各种运河以加速贸易流通（以及吸引贸易进入特定港口），并为各王国提供财政基础，也能供养随便多少海盗巢穴。自泉州起航并远及斯里兰卡、印度和东非的中国旅行家汪大渊曾描述过他于大约1330年造访的一个既有马来人又有华人的海盗巢穴：这就是对今天被称为“新加坡”之地的最早记载。
这种大批量贸易令很多人发财，其中不乏外国人，而外国人身份既不妨碍获取财富，也不妨碍获取权力。富有商人不问祖籍何处，通常都让自己儿子中的几个接受中国经典教育，这样就能参加科举考试；最终，泉州仕子荣登科榜的人数在大约三百个州府中排名第六。尽管宋代社会理论上士大夫位于社会最顶层，而商人位于最底层，但事实上最富有的商人与官僚家庭自由往来并联姻，最成功的家族通常是官商结合（尽管不必然是同一代里既做官又经商）。宋朝也开始赞助贸易使团，并支持被选中的私商。这么多*员来自泉州，且很多都与商人有瓜葛，他们既帮助商人家庭，也帮助作为整体的泉州城。与此同时，泉州商人帮忙兴建新城墙，不计其数的庙宇、清真寺和教堂，还有其他城市公共建筑。他们也资助在一些偏远地区开辟梯田，使得福建南部有限的农耕资源得以发挥到极致。
政治与安全性仍是反复出现的难题。泉州的衰落似乎始于中国北方被入侵的女真人改朝换代后宋朝宗室的一支安顿在泉州，并开始要求这座城市负担他们的奢华生活。这个问题倒是暂时的，海盗才是更持久的威胁。无数的珊瑚礁和小岛，迫使驶往泉州的船只大多时候都要紧贴岸边航行，而礁石海岸线上遍布易于强盗藏身的出入口。出洋的商船“防沙平底船”有着令成本最低且遇事故时损害最小的出色设计，但它们行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