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士运河所凝聚起来的，
也因为它而分开。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在欧、亚两洲之间开辟捷径的数世纪梦想终于实现。只三个月时间，伦敦、孟买间的航运成本降了三成；拜这运河和汽轮改良之赐，在十年间，马赛到上海的航程由110天减为37天。人员、货物、观念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在移动。
最为翻天覆地的改变，发生于荷属东印度群岛，即哥伦布时代所谓的“香料群岛”，今日印尼。许多欧洲人自信满满地预言，随着这殖民地与欧洲的关系益趋紧密，西方人的习俗也终将取代当地习俗。随着共通文化在这日趋互赖的群岛上普及开来，混居群岛上的文化各异的马来人、印度人、华人、其他民族，也终将形成共同的认同和同质性的社会，且当然唯欧洲人马首是瞻。但实际上，苏伊士运河所发挥的作用与此背道而驰。到了20世纪初，印尼表面上统一，但内部因阶级、种族、宗教差异而严重分裂，松动了荷兰的控制，同时制造出至今未消的亚洲内部人民间的敌对关系。
地图变动迅速。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一年，电报传抵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两年后的1872年，荷兰人开放其他欧洲人投资这殖民地，烟草田、咖啡园、可可园、橡胶园，在原本人烟稀疏的外岛大量出现（不久更出现锡矿区和油井）。为保住最珍贵的外岛苏门答腊，荷兰人于1873年发动亚齐战争。这场长达三十年的惨烈战争，扩大了荷兰殖民地范围，确立了日后印尼独立时将有的版图。在这片疆域内出现一种新的企业，那企业有别于先前殖民体制，而更类似于现代的农业综合经营。
1870年之前，东印度群岛的出口品大部分来自爪哇，且由农民生产。在这之前，为便于统治爪哇，荷兰人支持当地许多原有的生活方式。农民一辈子待在村落，种自己需要的粮食，受作风传统的土邦主和村长统治；他们还需另外服徭役，种植甘蔗等作物，以生产糖等出口品，徭役通过纳贡制度分配，每个国君根据其所辖土地、人民有一定配额。但如今，国际贸易增长，使殖民地的经营有了新的可能。法国人、英国人排干湄公河、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不久从英国的考文垂（Coventry）到中国广东，都可吃到南越、下缅甸的米。东印度群岛的劳工一旦可吃进口米，欧洲人即将诸外岛转辟为大型种植园，只生产出口品，种植园的人力来自领工资的工人。为维持廉价工资，欧洲人从人口稠密的中国、印度、爪哇引进大量“苦力”。有钱的华人跟着移来，经手稻米零售、典当、鸦片买卖的生意；拥有种植园的欧洲人则位居这移民社会的最顶层。爪哇当地欧洲人所原用心扶植的土邦主和村长，这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