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入冷宫，其角色由较“现代”的行政人员（工头、收债人、法官、警察、私人警卫）所取代。即使在爪哇本身，出口也因稻米进口量日增而趋于专门化，把更多农民直接带入地下经济。
但苏伊士运河所凝聚起来的，也因该运河而分开（部分原因是该运河改变了欧洲人居住、统治的方式）。随着取得家乡的货物（甚至冰）和消息更为容易，另一种欧洲人来到东印度群岛。他们被称作trekker（短期侨居者），以有别于先前来此的blijver（长久侨居者）。他们把东印度群岛只当作事业长路上的一站，最终还是要回欧洲。侨居当地时，他们一心要过着和家乡一样的生活。由于此时这已成为可能，新一波来此的欧洲人带妻子同行；先前的长久侨居者则娶当地女人为妻，通过姻亲关系打进当地上层社会。新欧洲人不愿与当地人直接往来；大部分不愿学马来语，也就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许久，数百年来，在从苏门答腊到吕宋的广大地区间，一直充当贸易语言和几乎是第二共通语的语言。许多未婚的短期侨居者，非常瞧不起当地“土著”，因而偏爱引进日本女人当妾（在那个种族歧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毫不避讳的年代，日本女人被视为“较高等级的亚洲人”）。先前欧、亚人婚生的混血儿，原还被视为和欧洲人地位差不多，如今成为低“纯种”欧洲人一级的另一个阶级；许多混血儿因此极力想甩掉“东印度群岛”作风，否认自己的亚裔血统。
别的侨居民族也开始排斥异族，自成一个生活圈。新一波华人移民也发现，与家乡保持联系，比以往更容易得多；继欧洲人之后，他们也开辟出纯华人的聚居区，设立强调中华文化传承的学校，创办只有华人可以加入的贸易组织和民间团体。华人上有地位更高的欧洲人鄙视，下有地位较低的马来人敌视（华人掌控了放贷、税款包收、d品买卖，自然引来马来人敌视），在这种处境下，他们创立了东印度群岛最早一批“民族主义”组织，但他们心系的国家是中国。早期活动包括为祖国的政治运动（包括1911年推翻清朝的g,m）募款，要求殖民当局给予华人等同“欧洲人”的地位，一如殖民当局所给予日本人的地位。
不久，东印度群岛上占人口多数的原住民也开始行动。但对爪哇人、亚齐人、米南卡包人（Minangkabauan），还有其他许多致力于提升自己族群利益、对抗欧洲人、华人的族群而言，他们需要有共通的认同感，而那是他们此前所未曾拥有的。在这点上，苏伊士运河助了一臂之力。欧、亚间的主要航运路线，这时是通过中东而非绕经南非，这殖民地上居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因此也拉近了与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