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文化“心脏地带”的距离。原本极少见的麦加朝圣之旅，这时对于住在城镇而信教较虔诚的敬虔派（santri）穆斯林而言，变得稀松平常。这时正值“现代主义伊斯兰”运动横扫中东。现代主义人士主张，真正符合《古兰经》意旨的伊斯兰，并非与现代世界的生活不能相容。认为伊斯兰与现代扞格不入的错误印象，源自伊斯兰与各地习俗的混杂；为还原伊斯兰本来精神，使伊斯兰能续存于这竞争世界，就必须肃清掺杂进来的各地习俗。东印度群岛的敬虔派穆斯林受此启发，创设了结合《古兰经》研读与西方科学、社会科学的学校；设立由穆斯林贸易商组成的合作性组织，以对抗华人入侵香烟、蜡染印花布的生产领域；为提升穆斯林政治权利而奔走。欧洲人借由汽轮、缆线，使东印度群岛接触到影响力更大的外来文化，却发现外来观念未必就是欧洲观念。鼓动反抗欧洲人统治的主要分子，大部分出身自1911年由现代主义穆斯林贸易商创立的伊斯兰联盟（SarekatIslam）。
但对“伊斯兰”更强烈的认同，并不等同于对印尼的认同。不只华人被视为非我族类，成为东印度群岛种种苦难的归咎对象（如今华人仍往往摆脱不了这原罪），因现代主义之故，敬虔派与挂名派（abangan）两派穆斯林间的嫌隙还扩大，敬虔派较富裕，教育程度较高，信教较虔诚，挂名派则较贫穷，人数较多，多住于乡村。挂名派将敬虔派所亟欲排除的各种当地习俗掺进伊斯兰，比如女族长制（原普及本区各地，但这时已限于苏门答腊部分地区），宽松的性礼俗，乃至神秘膜拜仪式、“铺张浪费”的宗教庆典、“流于迷信”的宗教仪式，都是《古兰经》所不容。敬虔派远比挂名派更有组织，教育程度更高，因此，欧洲人所记录为“习惯法”者，通常是敬虔派的观点；但书面上的胜利既未使挂名派真正顺服，也未促成伊斯兰的统一。挂名派理所当然痛恨敬虔派的干预，他们认为敬虔派到麦加朝圣没什么值得称许，反倒还往往说（如今仍在说），他们之所以能大老远跑去朝圣，全因他们平日对挂名派佃户、债务人、顾客吝啬小气，从这种丑恶行径里赚饱了钱。较为世俗化的印尼人援引外力和外来观念，形成一个个相互敌视的团体，居多数而一盘散沙的乡间居民无人闻问，只能独自面对古怪而严酷的世界。后来，许多挂名派穆斯林拥抱激进的苏加诺民族主义派系，拥抱外来成分更浓的思潮，**主义，也就几可说是顺理成章。1965年，这些规模庞大但组织松散的运动，与较有组织的敬虔派、军方和他们的外国盟友起冲突，夺走了约五十万条人命，为久久未消的分裂对立
